想知道浙東學派是什麼?浙東學派有哪些思想特點嗎?其實在清代，學術按照地域分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以黃宗羲開啓的“浙東學派”於史學領域最爲著名。黃宗羲去世以後，他的弟子全祖望繼承和發揚了該學派的精神宗旨，不僅在研究方法上有諸多突破，在具體的學術實踐中也功勞頗大。
開拓創新
清代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富有創造精神的學者。他們不僅具有淵博的學識，熟諳傳統文化，而且善於獨立思考，敢於超越傳統，質疑辨異，開創新說。黃宗羲自稱：“予注律呂、象數、周髀、歷算、勾股、開方、地理之書，頗得前人所未發。”(《黃宗羲全集》第10冊第509頁)章學誠則說：“學誠從事於文字校讎，蓋將有所發明。”(《文史通義.外篇三》)職是之故，清代浙東學人在褒貶臧否學界、文壇各色人物時，也多以是否富於獨創精神作爲重要的評判標準。
例如，黃宗羲就對瀰漫於明代詩壇的擬古主義深表不滿，他尖銳地指出，一味仿效古人，附和“一時習氣”，就“不可謂之詩人”(《景洲詩集序》)。而對敢於創新的作家、詩人則倍加讚賞，如讚揚李杲堂的詩：“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跡”(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他還盛稱金介山之詩語必己出，獨具風韻：“昔人不欲作唐以後一語，吾謂介山莫不欲作明以前一語也。”(黃宗羲：《金介山詩序》)。
兼容幷蓄
清代浙東學派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巨大的包容性。該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導並切實奉行兼容幷蓄、廣採博取的治學風格，反對墨守一家、好同惡異的狹隘學風。黃宗羲十分欽佩其師劉宗周的治學風格，指出：“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惟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黃宗羲：《陳乾初先生墓誌銘》)這種治學精神爲黃宗羲所繼承和發揚，並影響其後繼者，成爲整個學派的優良傳統。黃宗羲指出：“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因而，對於學術上的“一偏之見”、“相反之論”，應兼容並舉。
他還對那種“同者標爲珠玉，異者訾爲土炭”(黃宗羲：《董巽子墓誌銘》)的惡劣學風予以猛烈抨擊。此誠如全祖望所言：“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溢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
例如，關於文學流派、風格問題：明代文壇的一些頭面人物，長期以來，“高自標緻，分門別戶”，各派之間，互相“虛張喜怒”，“罵詈相高”，致使文壇“風氣每變而愈下”(黃宗羲：《李杲堂文鈔序》)。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冰炭難容的派別之爭，實爲導致明末清初文壇不振的一個重要病根。浙東學派對此痛心疾首，抨擊不遺餘力。本着藝術寬容精神，他們竭力主張打破門戶之見，主張不同流派、風格共存同榮，“並行而不悖”，“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黃宗羲：《錢退山詩文序》)。
文史匯通
在中華文化發展的漫長途程中，文史之間一直存在着互相交織、滲透、融通的密切關係。但也有兩種傾向是很不足取的。一種是無視文史之間的密切聯繫，將兩者截然分割;另一種是將兩者混淆不清，不予區別。清代浙東學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兼擅史學和文學，既是史學巨擘，又是文學高手。他們不僅深知文學與史學的不同特徵，尤爲重要的是，對文史會通有十分深刻的認識。他們以豐富的歷史知識和深邃的歷史眼光去考察文學問題，深入發掘文史的會通之處，提出了許多精深獨到的見解。在文史會通的考察和探究上，章學誠堪稱佼佼者。
章學誠的史學造詣是人所共知的，其所著《文史通義》與唐劉知幾所著《史通》被後人稱爲中國古代史學的雙璧。章學誠力主學術貫通，指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所不通也。”(《文史通義·釋通》)他認爲古今各類專業，在尊重其個性的同時，更須顧及共性，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章學誠深諳文史會通的奧祕，指出：“史遷發憤，義或近於風人;杜甫懷忠，人又稱其詩史。由斯而論，文之與史，爲緇爲澠。”(《文史通義·湖北文徵序列》)他以史學家的獨特視角考察文學問題，提出了流別論、文德論等富有創見的文學理論，爲豐富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寶庫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自成體系
有的學者認爲清代浙東學派沒有類似李漁《閒情偶寄》、葉燮《原詩》這樣的專著，因而斷言其文學思想不成體系。這種以有無專著作爲衡定體系的唯一標準顯然不夠全面。清代浙東學派雖無文學思想方面的專著，但他們對文學一系列基本問題有成體系的思考，諸如文學的本原和起源、文學的演進規律、文學的社會功能、文學的審美特性、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文學的流派和風格、文學創作和文學賞評等重要問題，他們均作了具有內在邏輯聯繫的深入思考和精闢論析，形成了自己學派獨特的文學思想體系。
由於篇幅所限，這裏不可能對清代浙東學派文學思想體系的豐富內涵作出具體而微的詳論，只想指出一點：儘管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名家輩出，卷帙浩繁，然而真正具有體系規模的文學思想並不多見，因而我們對清代浙東學派的文學思想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並賦予其恰當的歷史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