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明代哲學家。泰州學派創始人。生於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歲。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紀末和十六世紀的上半葉。當時，中國封建社會已進入衰落的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商品經濟不斷髮展，手工業者和市場的聯繫日益緊密，衰敗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更加腐敗，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更加殘酷，階級矛盾達到了白熱化。置身於這個黑暗社會生活底層的王艮，爲謀生存、求發展，不得不頑強地爭鬥和迂迴 前進。終於使一個海濱的窮竈丁，鍛就爲“名垂史冊”、受人仰慕的學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劃分爲“四個時期”。即：燒鹽、販鹽發家時期(從孩提至26歲);發憤刻苦自學、悟道講學時期(27歲至37歲);從學王(守仁)門、周流各地時期(38至46歲);獨立講學，自成一家時期(這一時期，爲王艮活動的鼎盛時期，47歲至58歲)。
泰州學派觀點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的學識博大淵深、包涵很廣，在哲學、倫理、社會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豐富詳實的論述，構成了泰州學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思想的閃光點和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進步命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他還把“百姓”和 “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說：“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王艮的這些觀點，充分體現了小生產者、小市民階層的要求和願望，維護了勞苦大衆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觀點，是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的;
王艮的“格物說”，構成他講學傳道的思想基礎，具有鮮明的反抗封建壓迫的積極意義。他說：“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來未有定論”。他認爲“格，如格式之格，即後挈矩之謂”。“挈矩”，意爲度量。他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這就是說：“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這番話，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
王艮的“明哲保身”說，是他與封建統治者消極、不合作的體現，起到了反抗封建統治政治壓迫的積極作用。王艮主張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他說：要“以身爲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則道尊”。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處、進、退、隱、見等策略，形似消極，實質是以退自保、以退求進的一種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種反映社會悲劇矛盾(既有變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尋求政治解脫或出路的吶喊和辯解;
王艮對於社會政治類型作出“三種景象”的區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王艮還在垂暮之年(逝世前兩年)，親自起草《均分草蕩議》並帶頭踐議，將多餘的草蕩無償劃分給貧民。這樣的具有反封建獨佔的平均主義、小私有觀點和行動，在“田連阡陌”、“一人口插幾張匙”的封建地主眼裏，把它視爲“異教旁門”、大逆不道，而廣大勞苦大衆則是衷心地擁護和愛戴他的;
王艮的“以孝弟爲本”的“孝悌觀”，既繼承了中國相傳數千年優良傳統，又突破了“五經傳注”的倫理傳統，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王艮自稱學的是“總經”。這就是說，他學的東西爲人所未學，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見。他說：“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但王艮主張的“孝”和“悌”，不是絕對盲從，而是堅持獨立思考，有所選擇。他說：“父兄所爲，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這些都說明王艮不僅能真心誠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絕不是“愚孝”、“盲從”，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糾正他們的一些錯誤的東西。因此說，王艮的“孝悌觀”和傳統的“孝”和“悌”是有原則區別的;
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學風以及“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學習和教學態度，也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發展和傳承
泰州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其社會基礎和諸種條件，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業說：“心齋先生毅然崛於草莽魚鹽之中，以道統自任，一時天下之士，率翕然從之，風動宇內，綿綿數百年不絕。”泰州學派的形成、發展過程，可大體歸納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是爲開創時期;
第二階段，經過王艮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何心隱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展，是爲泰州學派的興盛時期;
第三階段，再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爲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以徐光啓爲代表的科學領域，對泰州學派思想的發揚光大，掀起了一股股聲勢浩大的早期啓蒙思潮，是爲泰州學派的頂峯時期。
泰州學派對晚明社會在思想、文藝、科學、文化等方面的貢獻，是巨大的、輝煌的、爲世人所稱道的和永難磨滅的。據記載，泰州學派從王艮開門授徒至明末，五傳，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達487人。其中載入《明史》者20餘人;編入《明儒學案》者30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