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從彥，字仲素，世稱豫章先生，北宋熙寧五年(1072)八月十三日生於南平羅源裏(今南平市東坑鄉羅源村)。
宋元符三年(1100)，羅從彥到將樂含雲寺拜見楊時。經楊介紹，他出賣田產作旅費，赴洛陽拜見程顥，請授《易經》。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楊時門下學四書五經。政和二年，楊時任蕭山知縣，羅從彥從沙縣赴蕭山學習。政和六年，收南平李侗、婺源朱鬆爲學生。政和七年，赴毗陵(今江蘇武進等地)楊時門下求學，“受學經年，盡裹其書以歸”。重和元年(1118)，“築室羅源山中，絕意仕途”，潛心著述。宣和元年(1119)寫成《語孟師說》。宣和六年，應學生朱鬆邀請赴尤溪作《書齋記》。靖康元年(1126)著《遵堯錄》。南宋建炎二年(1128)著《臺衡錄》。紹興元年(1131)成《中庸說》。還著《詩解》、《春秋解》、《春秋指歸》、《論議要語》、《二程龜山語錄》等。
羅從彥一生除在紹興二年(1132)以特賜進士銜，官授廣東博羅縣主簿4年外，幾乎都在求學、講學中度過。他繼承發展程顥、程頤“窮理”學說和楊時“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說，創立“靜中觀理”說，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起到承前啓後的作用。朱熹說：“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多，然潛思力行，任重指極，推仲素一人而已。”在認識論方面他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後有物”。靜中觀理，盡心知性，思而有道，道爲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倫理道德和人物關係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統一。他在《羅豫章先生集》中寫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他強-育的重要性，一生雖貧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復涼凍”，但還是幾十年如一日，“堅苦刻厲，篤志求道”，發憤著書。他在羅姓家庭書堂壁上寫下這段話：“吾家自0流傳以來，一看清白之氣不可不培。蓋金帛雖多，積之數十年必芨，田宇雖廣，遺之數十年亦亡。孰若殘書數卷，貽之吾子吾孫，世世可以習讀不朽;又孰若靈心一點，傳之吾子吾孫，可以受用不盡。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羅從彥這種富貴榮華莫若殘書數卷的思想對他的門生李侗和三傳弟子朱熹影響極大。
羅從彥認爲人的學識、操行並非與生俱來，更非門弟出身所決定，他曾與學者論道：“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者如堯舜，向使德澤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認爲：“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道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人之有。”羅從彥這種思想，對朱熹有很大影響。
羅從彥提倡苦學，而且十分強調“心官”的作用。他認爲治學必須排除外界干擾，因此，“嘗會願中(即李侗)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認爲“默坐澄心”，“不唯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會誤入歧途，成爲“死灰枯木”。這種提法經李侗傳到朱熹，得到進一步發展。朱熹認爲，讀書要做到“三到”，即眼、手、心到，而心最重要。
羅從彥對從政看法亦頗有獨到之處。認爲：“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流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他認爲，儒學一經董仲舒、公孫弘提倡後，鑽研經訓不是爲了“明道”，而是爲了進入仕途。反而把個人的生死、職位看得很重，忠義之心卻不復存在了。
羅從彥認爲：“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長，故亂。”因此，”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浸，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在封建社會，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宋紹興六年(1136)羅從彥卒，享年64歲。淳祐七年(1231)諡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詔賜從祀於孔廟;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書“奧學清節”賜贈羅從彥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