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
阿米亥屬於“新浪潮時代”的詩人，他對過去以色列人的集體經驗興趣較少，而是更加在乎對個人內心世界的刻畫。隨着時局的發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日趨緊張，作家和詩人也紛紛轉向“猶太復國主義”，而中東的兩次大型戰爭(1973年的七日戰爭及1982年的入侵黎巴嫩事件)，也都深深地影響了以色列的作家和詩人。以色列作家和詩人由於這兩次戰爭，分成兩類：一類是投入到戰火中的慷慨歌哭，另一類是對戰爭的恐懼和批評。阿米亥屬於後者。他自詩歌創作伊始，就從未停止過對戰爭的關注與思考。他的戰爭題材詩歌往往表露出一種強烈的反戰傾向。在這些詩歌中，以色列的地緣文化都始終佔據着主導地位，並決定了詩歌的主題，意象，語言等方方面面。然而，詩人在詩歌中對地緣文化並非是全盤的吸納和借鑑，而是着力於對地緣文化進行當代意義上的重新詮釋和續寫。從而使自己的詩歌擺脫了傳統地緣文化的制約與束縛，成爲當代地緣文化的建構者。阿米亥生前承認自己是非常政治化的詩人，因爲每一個以色列人，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都生活在政治的高壓和生存的緊張中。他出乎意料地和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重疊，而個人和歷史一直是不可分開的。
阿米亥的詩生動地將宗教、歷史、時間等抽象宏大的主題放置在個人情感，尤其是男女兩性情感這一比喻性語境中，以激情的釋放與剋制來對照前述主題的邊界，從而輕而易舉地喚起閱讀者的共感。在他的詩歌中表達出來的是他一貫的恆久主題：愛情、舐犢之愛、戰爭及其後果、上帝/父親、童年、時間、土地，以及耶路撒冷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此前從沒有一位詩人，像阿米亥這樣，如此細緻地用詩歌這種形式，來描寫耶路撒冷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他說：“耶路撒冷最神奇之處便是，我總能從中發現不知道的小角落。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小城市”。他去世後，以色列《國土報》刊文稱，耶路撒冷失去了它“最柔情的愛戀者”。在他的詩裏，個人幸福是一切事物的準繩，親情高過國家的、社會的和宗教的律令。在戰亂的世界上，愛――而不是上帝，是惟一的庇護所，儘管它十分脆弱。他的詩也寫戰爭，但沒有英雄主義和榮耀感，而上帝要爲缺乏慈愛而負責。他的作品凸顯了傳統希伯來詩歌中難得一見的世界視角，他將現代與傳統，強烈的個人色彩和深厚的普世意義融爲一體，再現了整個人類、猶太民族，以及每一個人的生存境遇。他晚年的作品在形式上變得更爲鬆散，主題亦不再那麼精確，甚至放棄了主題。
風格
阿米亥寫詩的風格就像音樂家處理巴哈的《逃亡曲》一樣，一定要把原來的面貌打破、打散、擴大，在經典式的形式和音序中加入爵士樂的音符。二戰期間，阿米亥開始閱讀英國詩人艾略特和奧登的作品，並以古老的希伯來文寫作詩歌，他的了不起之處是：把希伯來文這種神性和宗教性的語言，加以“古爲今用”。他的首本詩集《現在及他日》是以色列文學史上第一代口語化的希伯來語詩歌，標誌着一種全新風格的誕生。1956年，由於蘇伊士運河危機，阿以之間再度開戰，史稱第二次中東戰爭，阿米亥又從軍上前線。他這一時期的詩歌表現出明顯的愛國主義，以及對新生的以色列國家的認同，詩中大量用典，包括聖經語彙，且廣涉猶太人的歷史。但他隨後的作品愈加簡潔，口語化的特色更爲明顯，評論家指出，這明顯是受了英國詩風的影響。1958年，阿米亥的第二部詩集《兩種分離的希望》出版，從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詩壇和作爲“帕馬奇一代”(指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有從軍經歷的作家)代表人物的地位。此時的阿米亥，在詩藝上的革命性姿態更爲明顯，對日常生活場景的描寫成了詩作的主體，那些傳統上被認爲不宜入詩的語彙，如坦克、飛機、汽油，以及某些專業術語，都出現在他的詩中，並混以《聖經》的句式，或祈禱書的語氣，以及德國的抒情詩風和英國詩的現代主義。一方面，他讓古老的希伯來語煥發了青春;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肢解和重構着古老的希伯來習語。他的詩完全是現代的，他把那些在傳統上被認爲不宜入詩的詞彙，以及某些專業術語，混以《聖經》的句式，或祈禱書的語氣，以及德國抒情詩風和英國詩的現代主義，讓古老的希伯來語煥發了青春。
阿米亥的詩集富於敘事色彩和真情實感，從不乏味，完全可以從頭讀到尾。而有些段落又是優美的抒情。他以十足的個人化和口語化語言，與希伯來詩歌數千年來面對民族苦難時的集體聲音決裂。他的語言是簡潔的，卻凝聚了高度的技巧;他的體驗是個人的，卻包藏着集體的記憶;他的感情表面上是單純的，內裏卻複雜而深奧。阿米亥堅信，現代詩萬不可迴避現代主題，但又不能完全脫離傳統。他以十足的個人化和口語化，與希伯來詩歌數千年來面對民族苦難時的集體聲音決裂。他第一次用希伯來語唱出了具有強烈個人色彩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