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使他的創作發生了根本轉變，他歌頌革命，讚揚工人階級，但從根本上他並不理解革命和蘇維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蕩不羈、玩世不恭的“葉賽寧氣質”，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組詩《莫斯科酒館之音》(1921——1923)。“葉賽寧氣質”很容易讓人想起浪漫主義時代包孕兩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別是“拜倫式英雄”，它們大致可以看作同一個詩人在不同時代的表現。“葉賽寧氣質”其實是“鄉村最後一個詩人”在時代變遷中發現自己站在時代發展的對立面的獨特表現。帕斯捷爾納克認爲：“葉賽寧對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對待一個童話，他像王子伊萬騎着灰狼漂洋過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而鄧肯，如同抓住了火鳥的尾巴。他的詩也是用童話的手法寫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擺開文字陣，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記錄下來。他詩中最珍貴的東西是家鄉的風光，那是俄羅斯中部地帶，梁贊省，處處是森林，他像兒時那樣，用使人眩暈的清新把它描繪了出來。” 葉夫圖申科則把他稱爲“一個最純粹的俄羅斯詩人”：“葉賽寧的詩歌是一種土生土長的現象。葉賽寧的音韻放射着俄羅斯土地結構中所特有的那種礦物的神奇光彩。葉賽寧的詩歌是俄羅斯大自然，俄羅斯語言(包括童話、歌謠、鄉村民歌、諺語和俗語、遠古時代部分流傳下來的咒語、哀歌、儀式歌曲)所獨有的產兒。” 他們對葉賽寧的把握無疑是極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擺開文字陣，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記錄下來”正是“葉賽寧氣質”在其詩歌創作的兩種不同表現。
而他之所以被稱爲“一個最純粹的俄羅斯詩人”正是由於葉夫圖申科從深層次上把握住了導致“葉賽寧氣質”的成因：出於對俄羅斯鄉村的執着眷戀而不能認同現代文明的強大推進及其對鄉村的破壞。如果說普希金是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爲爭取民族自由鼓與呼的詩人，那麼葉賽寧無疑在有意無意之中充當了一個時代的“反面角色”，他強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時代的地域文化，高爾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時就認爲他死於城鄉文明的衝突，這個判斷是相當深刻的。葉賽寧與白銀時代的其他詩人不同的一點是，在十月革命之後他沒有流亡國外，像吉皮烏斯等人那樣發誓與十月革命勢不兩立。除了與鄧肯出遊的那兩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羅斯土地上。然而，現實的發展越來越讓他感到痛心：“在蔚藍色田野的小徑上，/很快就會出現鋼鐵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麥，/只剩下一些乾癟的籽粒。//陌生的死氣沉沉的打穀場，/給你唱的歌不會使你獲得生命!/只有那些馬匹和燕麥/將爲年老的主人憂傷。”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鐵馬”(即火車)與活馬競賽的典型場景來體現這種衝突。
和他生活在同時代並有交往的帕斯捷爾納克對葉賽寧充滿了理解的同情：“葉賽寧的風景詩的地位，在他的作品爲現代大都市的迷宮取代了。一個當代人的孤獨的靈魂在這個迷宮裏迷失了方向，破壞了道德，他描繪的正是這種靈魂的激動的，非人的悲慘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