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主題
毛拇的個性坦率，常常宣言不諱，因此總是招引文藝批評界的詆譭，但他仍堅持以英、法等國爲題材創作了大量短篇小說，在20世紀英國短篇小說史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毛姆短篇小說的標誌就是冷靜、客觀和深刻地剖析與解讀人性的弱點，人世間的人情冷暖、苦與惡、爾自我詐、道貌岸然、世態作品中無情地嘲弄、諷刺了當時西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畸形關係、上流社會的荒理無度以及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導致了人們對美好世界的幻想破滅，讓人們從他的小說中親身領賂、目睹了社會的罪惡、人性的醜惡及命運的不公和多劫難。
縱觀毛姆的多篇短篇小說，雖然他目睹了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瘸苦，在創作時仍堅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和超然的做法。毛姆將人性的複雜性描述得淋漓盡致，表達了對人性的關注和對社會的關心，強調了人性的複雜和矛盾，財獸與惡、美與醜進行了惟抄報肖的描寫。有人認爲毛姆的小說已超越了對善、惡、美、醜的鑑別，但其作品往往只是對不公正的社會現象進行具體、翔實的描寫，尤其是對人性惡的一面進行無情的揭露與譏諷，卻沒有意識到罪惡的根源，沒有對摧殘、壓迫人的社會進行淋漓盡致的批判。
對維多利亞傳統的矛盾態度使毛姆與其他不願盲從常規的作家一樣，對新時代自我價值的追求滿懷渴望，同時又不忍徹底顛覆維多利亞傳統文化。正是出於這種心理.毛姆選擇了逃避，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與超然物外。他筆下的主人公對造成自身孤獨的外在世界冷眼相看，對保持孤獨的完美刻骨銘心。在西方文化的樊籠中，他們無所適從，惶惶不可終日。在一次次質疑中，毛姆放逐他筆下的主人公自由地尋求靈魂棲息之地。《刀鋒》中的拉里和《月亮與六便土》中的斯特里克蘭便是其中的典型。
對毛姆而言，面對複雜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願意做一個。無所偏袒的觀察者”。在創作小說時，瞭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點，成爲毛姆關注的焦點。生理上的缺陷帶來的自卑感以及與周圍環境的衝突，讓他更加客觀、包容地看待人性.從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複雜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惡兼容的結論。因此在創作時，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內容的客觀性與真實性，既不揚善，也不隱惡，讓讀者自己去觀察、去體會揣摩，來判斷人物的好與壞、善與惡，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各具風采、各具特色。
作爲一名跨世紀的作家，毛姆帶着19世紀傳統作家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批判意識進入20世紀，在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探索，追問人性的價值。他獨特的創作個性在語境中呈現，並在語境中生成意義，反過來又構成語境中的一道風景。在他的小說中，既有對19世紀傳統價值現的反叛與否定，又無可奈何的眷戀與緬懷;既有對風園一時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反駁與批判，又有潛移默化的影響與共鳴。
這些互爲矛盾的因索充分體現了文化語境與作家創作個性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構成毛姆小說的二重性特徵。表面上，毛姆繼承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對社會的醜惡與人性的墮落進行揭露;在更深層面上，毛姆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現代人的孤獨、荒誕與幻滅感。毛姆這種用現實主義手法來表現現代主義主題的方式是其區別於其他作家的一個顯著特徵。
藝術特色
毛姆的小說之所以能夠引起不同國家不同階層許多讀者的興趣，而且這種興趣至今經久不衰，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作品中濃郁的異國情調。這種異國情調既與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有關，也與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科技帶來的進步使得西方文明迅猛發展，不僅使得後起的歐洲迅速超過了古老的東方。而且促進了“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和霸權意識的增長。在瘋狂的殖民擴張過程中，殖民者從“愚昧、野蠻”的東方人手中掠奪物質財富.人類學家和藝術家則看到了東方文化的獨特量力，將之視爲人類靈魂的最終歸屬。作爲一個敏感而極官才華的作家，毛姆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和摧殘，對東方文化則充滿了無限的敬仰與嚮往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毛姆對處於非主流邊緣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傾注了自己高度的熱情，寄予了無限的期望。在毛姆的小說中，“異質文化不再充當西方文化的配角，而一躍成爲小說中真正的主宰因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