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志》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爲出於禮官，因爲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別擅長於辨別名位之事，成爲後代名家的來源。隨着成文
禮法公佈之後，社會上出現了訟者一類人，他們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由於這些學者專門從事名詞概念的探討，因此稱他們爲“辯者”。隨着辯者根據辯護要素進行統察發掘問題，由於這些學者需要對獲取的諸多條件進行概率統計及最優化決選的辯察，因此稱他們爲“察士”。隨着察士根據最優論點進行公訟，由於這些學者需要在實際應用中運用理性邏輯的不造成歧義的非文字遊戲的語言寫出邏輯明確的法律條文及條約，訟者必須加以大量的歷物辯題、現實/模擬案例鍛鍊，因此又稱他們爲刑(形)名家。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則他們稱爲“名家”。春秋後期鄭國的鄧析，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來的名辯思潮，發展到戰國中期，由於激烈的社會變革，使舊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上十分普遍，急需解決。適應這種社會需要，後來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人的認識本身爲研究對象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論辯中邏輯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
名辯之學雖然是因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爲論辯之必要而興起的。然而名家對於名學的研究，與諸子相較就有了變化。名家學者首先將“語言”與“事實”分離開來，讓語言變成純粹運思的符號。接着，又任意挪移這些符號，有意識的違反語言約定俗成的內涵與外延，使得變異的語言本身就變成哲理思辯的內容。也就是說，在名家學者的思想裏，語言不再只是思辯用的工具，而是思辯的主要對象。
在語言與事實分離之後，惠施藉由瓦解語言與事實之間的確定關係，從而消解語言認知和經驗知識帶給人們的固執，並理解相對的視角。當萬事萬物皆不存在絕對的分別時，就能到達天地一體的境界。而公孫龍則更偏向純粹的語言分析，將用於描述事實、感覺、性質的語言一一分離。世界的萬事萬物都分析成感覺要素之後，就可以得知真實世界都是拼湊各種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語言的呈現才能讓事物真實的存在，而現象世界中的萬物卻都是虛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