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愛》表達的是墨子的什麼思想?什麼是兼愛?兼愛就是全人類不分血緣關係的親疏，身份等級的貴賤，普遍平等地相愛互助，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墨子“兼愛”的原則，是爲別人就像爲自己。墨子引《詩·大雅·抑》說：“無言而不售，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兼愛”是墨子仁義學說的主要內容。墨子後學發揮說：“仁，愛也。義，利也。”“仁”的實質是“愛”;“義”的實質是“利”。“仁愛”和“義利”緊密相連，可以互相解釋，互相定義。
墨子的“兼相愛”和“交相利”密切結合。“愛人”就要“利人”。“兼愛”是墨子心目中“賢人”的高尚品德。做賢人的標準是，有力量就趕快幫助別人，有財的就儘量分給別人，有道的就積極教誨別人。墨子的兼愛思想，是手工業行會成員間互助互利原則的理想化，是農工商人樸素平等願望的理論昇華，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兼愛是墨子希望實現的一種道德理想、要求和願望。墨子認爲，現實生活中存在“不相愛”的弊端，禍篡怨恨都由不相愛產生：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從而造成社會混亂。針對不合理的現實，墨子主張治天下必知“亂之所自起”，也就是找到社會混亂的原因，就像治病要知道病因才能治好一樣。
墨子把“兼愛”思想，看成治理社會混亂的藥方，孜孜不倦地勸人兼愛，積極地運用教育遊說手段，宣傳兼愛，希望當權者和王公大人以及士君子接受和實現兼愛的思想。墨子借天下士君子之口說：“您的兼愛學說，好是好，可是有什麼用呢?”
墨子說：“如果真的沒用，那麼連我也要反對。再說，世界上哪裏有好的，卻沒有用的東西呢?”墨子像編劇本一樣，假設了兩個角色，一個叫兼士，是贊成兼愛學說的知識分子。一個叫別士，是反對兼愛學說的知識分子。
別士說：“我怎麼可能對待朋友，像對待我自己，對待朋友的父母，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呢?”於是他看見朋友缺衣少食也不予幫助，朋友生病了也不幫着延醫治療，朋友去世了也不幫着治喪。
兼士說：“我對待朋友，像對待自己。對待朋友的父母，像對待自己的父母。”看見朋友缺衣少食就接濟資助，朋友生病了就爲他延醫治療，朋友去世了就爲他盡心治喪。墨子又假定第三位角色，披着鎧甲，戴着頭盔，就要出發參加野戰，還不知道未來的死活。假定第四位角色，受命出使巴越齊楚，能否活着回來也不知道。
這時要把父母妻子託付給朋友照管，是託付給兼士，還是託付給別士呢?無論是誰，哪怕他不贊成兼愛學說，但一定會把父母妻子託付給兼士。這種人在言論上反對兼愛，行動上卻選取兼愛，是言行不一。
聽了墨子虛擬的這個故事，天下之士君子說：“這是選擇士，那國君也能夠選擇嗎?”墨子接着又假定一位兼君和一位別君。別君說：“我怎麼能對待老百姓，就像對待我自己?這太不合乎人情了。人的一生沒有多少年，就像白駒過隙，倏忽而過，我應該先把自己照顧好。”於是置老百姓的飢寒病死於不顧。
兼君說：“我先考慮老百姓，然後再考慮我自己。”於是處處先替老百姓着想。再假定遇到災年，有一批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老百姓，即使他們不贊成兼愛學說，也一定會選擇兼君。這也是言行不一的表現。
墨子借天下士君子的口說：“兼愛算是夠仁義了，可是辦得到嗎?要實現兼愛，就像挈泰山以超江河，是辦不到的。”墨子說：“這個譬喻不恰當。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到今沒有人能辦到，可是從古籍上看，古代聖王禹、湯、文王、武王親自實行了兼相愛、交相利。”
墨子借天下士君子的口說：“即使辦得到，恐怕也是很難的。”墨子說：“上行下效。只要國君實行，下級就會照辦。晉文公喜歡下級穿粗布衣服，於是下級競相實行。楚靈王喜歡下級腰細，身材苗條，於是下級都拼命節食，屏住氣息把腰帶束緊，拄着柺棍，才能站起來，扶着牆頭，才能走路。
越王勾踐喜歡戰士勇敢，教練了三年還不放心，於是故意焚燒宮船，詐稱越國的寶貝都在這裏，越王親自擂鼓叫戰士救火。戰士聽到鼓聲，爭先跳水救火，死者不可勝數。
穿粗衣節食，捨命救火，都是夠難的，但只要國君喜歡，不用幾十年老百姓都會跟着幹。兼相愛，交相利是好事，並且比這些更容易辦到。兼愛之所以難以實行，是由於國君不喜歡的緣故。如果國君喜歡，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那麼人們實行兼相愛，交相利，就會像火焰向上，水流向下一樣不可阻擋。”
墨子把實行社會改良方案的希望，寄託於當權的國君和士階層的支持。所以他花很大力氣去說服他們採納自己的學說。但由於墨子的想法和當權者距離太遠，他的努力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墨者的“兼愛”思想，在當時是不能實現的空想。墨者認爲，在現實社會，有很多不能，也不應該愛諸如“強盜”和“攻國者”這樣的人。在社會現實面前，墨家不得不在事實上承認兼愛學說行不通。他們承認對有的人，如“強盜”和“攻國者”，應該恨，而不應該愛。
墨家的兼愛平等觀，是墨家的理想和奮鬥目標，並不是說當時已經做到了。墨家知道，理想不等於現實。現實有強盜，有強大國家攻伐、掠奪弱小國家，那些掠奪者和強盜是不能愛的。
墨家的理想是兼相愛，交相利。現實事實和理想並不矛盾，這是兩回事，是兩個領域的問題。兼愛是道義的最高理想，恨“強盜”和“攻國者”，是目前的現實事實，這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分屬兩個不同的道義範圍。
墨家的兼愛平等觀，強調愛的整體性、普遍性、交互性和平等性，是墨家的理想與奮鬥目標。墨家的兼愛平等觀，是道義邏輯與道德倫理邏輯。其中的高級模態詞“必須”、“應該”，是道德、義務和理想。
墨子的兼愛思想，相當於用模態詞“必須”構造的“必須肯定命題”：“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意即必須這樣做，才合乎道德、義務和理想。“必須”、“應該”是道義概念。
“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即在“所有人愛所有人”中，關係詞“愛”的前面，再加上一個模態詞“應該”，與模態詞“必須”等值。模態詞“應該”、“必須”，表達了道義邏輯中的道德、義務和理想等規範。
“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的命題，不是事實、真值命題，是模態、道義命題，是墨家的道德、義務和理想，墨家的奮鬥目標。《說文》解釋“兼”的含義是一手“持二禾”：一隻手握住兩根稻穀。“兼愛”，即盡愛、俱愛、周愛，不分民族、階級、階層、等級、親疏、住地、人己、主僕等差別，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人，是最爲普遍深刻的人文精神與人道主義。
儒家強調愛的差等性。《墨子·非儒》批判儒家“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親疏尊卑之異”，批判儒家強調愛有血緣親疏、宗法等級的差異。《荀子·天論》說：“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齊指平等，畸指不平等。說墨子只看到平等的一面，沒有看到不平等的一面。儒家堅持不平等的一面，是儒家的立場。墨家強調平等的一面，是墨家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