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是由南朝宋時期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紀傳體史書，屬“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主要記述了東漢195年的史事。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後漢書·張奮傳》原文及翻譯
原文：
(張)奮少好學，節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十七年，儋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爲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爲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鬱爲太常。六年，代劉方爲司空。
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爲本，民以谷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敘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
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爲漢當製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臺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覆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製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爲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
(選自《後漢書·張曹鄭列傳》)
譯文：
張奮年少好學，生活節儉施行仁義，常常拿出部分租奉，贍養撫卹宗族親屬，即使到了匱乏的地步，也不停止施與。十七年，儋耳投降歸附，張奮到朝廷來祝賀，被帶到宣平殿拜見皇帝，應對符合皇帝心意，顯宗覺得他才能突出，讓他擔任侍祠侯。建初元年，授予左中郎將，調任五宮中郎將，遷升爲長水校尉。七年，擔任將作大匠，章和元年，被免職。永元元年，再次授予城門校尉。四年，升遷爲長樂衛尉。第二年，代替桓鬱任太常。六年，代替劉方任司空。
當時正遇旱災，求雨不下，於是張奮上表說：“連年歉收，人民飢餓財用缺乏，如今又長期乾旱，秋種不成，陽氣將盡，時間緊迫。國家以百姓爲根本，百姓以糧食爲生命，這是最緊迫的政務，最重的憂患。我深受皇恩，擔任的職務超過了我的能力，因而日夜擔心害怕，奏章不能表明我的心意，希望能讓我面對中常侍一條條陳述。”張奮馬上受到引見，再次口述當時應該辦的政務。第二天，和帝召太尉、司徒一起駕臨洛陽監獄，審查記錄囚徒的罪狀，收捕洛陽令陳歆，隨即下了三天大雨。
張奮在位清正廉潔，沒有其它特殊的功績。九年，因病罷官。他在家中上疏說：“聖人所讚美的事，爲政之道最重要，其根本在於禮樂。《五經》主旨相同，而禮樂的功用尤其急需要發揮出來。孔子說：‘讓國家百姓安定太平，沒有比禮更好的方法;移風易俗，沒有比樂更好的方法。’又說：‘所謂揖讓而教化天下，就是指的以禮樂治天下。’先王爲政，禮樂可以算是很興盛了。孔子對子夏說：‘如能用禮修飾外在行爲，用樂陶冶心性情操，我就滿足了!，’又說：‘禮樂不興起，那麼刑罰就不會適度;刑罰不適度，百姓就會不知如何行動。’我認爲漢應當制定禮樂，因此先帝聖明，多次下詔，感傷於禮樂的損壞殘破，可是衆儒生不通達，奏議之中有很多異議。我家幾世爲朝廷臺臣宰輔，而大典未確定，我對此十分憂慮，寢食時也不忘此事。我已年老將死，真誠希望能在死前見到禮樂確定下來。”十三年，和帝重又召拜他爲太常。張奮又上疏說：“漢應當改制禮樂，用圖畫和文字明確下來。作爲君王教化穩定後製作禮儀，功績成就後製作音樂。我謹慎地列出三條關於禮樂的不同意見，希望交給有關部門，在規定時間加以考察審定。從前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時告訴上天大功告成，可是禮樂沒有修定，這種行爲(和應有的禮法)是不相符合的。先帝已下詔曹褒，(讓他修訂禮制)，如今您只管奉行完成它，如同周公採取文王武王的爲政方式，不是自己所制定的，確實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如果)長久保持謙遜的姿態(不改制禮樂)，使大漢宏業不能因此當下有成就，就無法用來彰顯祖宗的功德，建立起太平盛世的基業，成爲後人效法的榜樣。“”皇帝雖然認爲他說得好，但還是沒有實施行動。這年冬天，張奮又因病罷官。第二年，死在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