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上應天時，中察人情，下觀地利，以道家思想爲基調，堅持無爲而治的行爲準則，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名家的思辨邏輯、法家的治國技巧，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
戰國晚期的呂不韋，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國君，進入政治高層。他志向宏大，主編《呂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後人一般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在管理思想史上，這部書有着特殊的價值。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從學術角度觀察，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從管理角度觀察，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呂氏春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體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樹。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從養生和貴己的“內聖”，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從個人和國家、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係調適，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呂氏春秋》總括先秦諸子，開啓秦漢先聲，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古希臘曾經誕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諾爲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張自然法，到古羅馬的西塞羅，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系化。自然法學說認爲，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爲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習慣法)，而超越於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謂自然法，指存在於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恆性，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人定法則由於人類的認識侷限和私利屏蔽，肯定會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須服從於自然法。具體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而必須依賴於自然法來證明，不合於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合於自然法爲“善法”，不合於自然法爲“惡法”，惡法非法。在中國，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義，但是，老子僅僅強調了“道法自然”，再沒有細說。《呂氏春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通過十二紀，把人的行爲與自然秩序一體化，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