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作爲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規模宏大，分爲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每紀五篇共六十篇，八覽每覽八篇(《有始覽》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論每論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紀按照月令編寫，文章內容按照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的自然變化邏輯排列，屬於應和天時的人世安排，體現了道家天道自然與社會治理的吻合。八覽以人爲中心，基本上屬於察覽人情之作，圍繞人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個人修養展開。六論以人的行爲以及事理爲主題，包含了人的行爲尺度、處事準則、情境條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見，《呂氏春秋》不是隨意編寫，它有着嚴密的計劃和預設，按照天、地、人三個層次的互相呼應確定主題，展開論述，體現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說：“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它試圖歸納出治亂存亡的歷史經驗，形成壽夭吉凶原因的深層認識，解釋並驗證天地人之間的一切現象，使是與非、可與不可的道理呈現於人。
呂不韋強調遵循自然之道，從自然之道中尋找治理之道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載：“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見，呂不韋是以黃帝教導顓頊爲榜樣，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規矩，只要按照天地的準則治理國家，就能國泰民安。因此，從《呂氏春秋》開始，論證統治的正當性要以大道爲準，治國的價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確定。例如，《呂氏春秋》強調天下之公，做事要無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現象作爲推理證據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貴公》)“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去私》)
在《呂氏春秋》中，老子說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擺在那裏。“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當賞》)這樣，天道與人事就完全吻合，違反天道的人事必將受到懲罰。更重要的是，自然現象存在着種種衝突，和風細雨和暴風驟雨都是自然天道，那麼，人事學說的觀點差別，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從自然之道得到正當性證明。後人總以爲《呂氏春秋》的各種學說互相沖突是一種缺憾，殊不知按照呂不韋對天地規則的理解，正是這種衝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呂氏春秋》雜採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後人關於《呂氏春秋》的研究評價，褒之貶之，都因於此。褒之者認爲它融各家爲一家，“大出諸子之右”(高誘語);貶之者認爲它不過是雜貨鋪，“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啓超語)。說《呂氏春秋》之長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爭鳴的大總結。如許維遹在對該書做集釋時說：“夫《呂覽》之爲書，網羅精博，體制謹嚴，析成敗升降之數，備天地名物之文，總晚周諸子之精英，薈先秦百家之眇義，雖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雜家之管鍵也。”(《呂氏春秋集釋自序》)談《呂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進歷史垃圾桶，不過是因爲其尚具有史料價值才保存下來。如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稱：“一哲學必有其中心觀念(即哲學家之見)。凡無中心觀念之著述，即所謂雜家之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不可爲哲學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記述別家之言，有報告之價值，可以作爲輔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貶，都與《呂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關。
《呂氏春秋》的基調是道家。從整體思想來看，這種判斷是恰當的，尤其是《呂氏春秋》的自然主義傾向，不但繼承了道家，而且發展了道家。但是，《呂氏春秋》放棄了道家消極一面，它不僅要求人類順應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覺能動去發揮創造。而這種發揮創造則需要用自然法則來驗證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養生學說多發源於道家，《呂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這種養生不再是道家莊子學派的那種消極迴歸自然，而是黃老道家積極實現人文建設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所謂養生，就是“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本生》)。由養生到治國，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並非束縛人的行爲，而是給人的行爲提供分辨輕重緩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斷用土抇水，它就無法清澈;人生來是長壽的，但人爲了物慾而勞心費神，當然折壽。物本來是養生的，而不是用生命來養物。當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輕重顛倒。一旦輕重顛倒，爲君則行爲悖離正道，爲臣則迷亂失常，爲子則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現一個，國家就會衰亡。所以，養生並不是像莊子那樣化入自然而消極無爲，更不是背離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實現的長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車輦實是“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實是“爛腸之食”，靡靡之音實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貴，不是求名，而是重視養生。很顯然，是《呂氏春秋》對黃老道家、莊子學派的繼承，又對莊子學派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