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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狄更斯有着怎樣的創作風格?創作特點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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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主題

狄更斯生活和創作的時間,正是19世紀中葉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前期。狄更斯畢生的活動和創作,始終與時代潮流同步。他以寫實筆法揭露社會上層和資產階級的虛僞、貪婪、卑瑣、兇殘,滿懷激憤和深切的同情展示下層社會,特別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的悲慘處境,並以嚴肅、慎重的態度描寫開始覺醒的勞苦大衆的抗爭。與此同時,他還以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豪情謳歌人性中的真、善、美,憧憬更合理的社會和更美好的人生。

狄更斯體現了英國人的核心精神,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滿足。但狄更斯身上還有英國人的另一種精神,一種自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爲弱勢羣體代言,追求社會正義,探尋能使人類和諧相處的核心價值,叩問世界首富之國的良心,用15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許多人的心聲和夢想。

商業態度

在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讀者還間或能發現他對商業價值的肯定,但越是到後期,狄更斯對“商業”一詞就越是持貶損的態度,他的作品也更傾向於以激烈的方式,表現出在逐漸工業化了的社會裏,金錢所具有的顛覆一切的力量——現實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是一種漠視人性的哲學,包括宗教生活在內的一切精神生活都無可救藥地變成了金錢的附庸和一種可以量化的指標:“他們對所有的東西都會稱重量、量尺寸和定價格。對於他們來說,不可以稱重量、量尺寸和定價格的東西從來就不存在。”(《董貝父子》)

道德觀念

隨着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發展,貴族的倫理道德觀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產階級文化的衝擊,中產階級的倫理道德觀念逐漸而廣泛地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方式。這種倫理道德的發展性反映在文化中就是維多利亞時期文化的發展,從而使原有的一元文化價值觀被打破。

查爾斯·狄更斯有着怎樣的創作風格?創作特點是怎樣的

因而可以說,狄更斯在小說中不僅僅是在批判那個社會階級不平等,而且是在評述那個社會的文化,特別是道德觀念。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那個社會何去何從的關注與思考,也體現了他對人類生命本體的深層思索。

作品風格

狄更斯早期的小說,氣勢宏偉、通俗流暢、幽默潑辣而又充滿感傷情調,其中對社會的揭露批判,一般只限於局部的制度和領域。如《霧都孤兒》《尼古拉斯·尼克爾貝》《老古玩店》、《馬丁·朱述爾維特》、《聖誕歡歌》等。從《董貝父子》以後,狄更斯的創作更爲成熟。《大衛·科波菲爾》進一步深入探索人生的奮鬥歷程,具有自傳性,是反映19世紀中葉英國中下層社會的長幅畫卷。《荒涼山莊》《艱難時世》《小杜麗》是3部政治意識很強的重頭作品。

狄更斯的後期作品明顯地反映出創作主題的不斷深化、技藝方面的成熟和多方面的探索。《遠大前程》可以視爲《大衛·科波菲爾》的負面,但探討人生道路方面更有現實性和警世性,而作者早年的樂觀態度明顯減少。主人公匹普也是孤兒,但經不起環境的誘惑喪失了原有的淳樸天性,經歷嚴酷的磨難後才幡然悔悟,重新生活,整個小說在結構上也更精練。

《我們共同的朋友》是又一部廣泛深入社會的批判小說,其中所包含的人性探索和生活哲理也更見深刻,作品運用的象徵主義和偵探小說手法更增添其藝術魅力。

狄更斯最後一部小說《埃德溫·德魯德之謎》雖僅完成23章,從中也可見其精雅文筆、嚴謹構思以及誘人的懸念和神祕色彩。

他描寫爲數衆多的中、下層社會的小人物,這在文學作品中是空前的。他以高度的藝術概括、生動的細節描寫、妙趣橫生的幽默和細緻入微的分析,塑造了許多令人難忘的形象,真實地反映了英國19世紀初葉的社會面貌,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認識價值,並形成了他的獨特風格。

他反映生活廣泛、多樣,開掘深而有力。他不採用說教或概念化的方式表現他的傾向性,而往往以生動的藝術形象激發讀者的憤慨、憎恨、同情和熱愛。

他筆下的人物大多有鮮明的個性。他善於運用藝術誇張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徵,用他們習慣的動作、姿勢和用語等揭示他們的內心生活和思想面貌。他還善於從生活中汲取生動的人民的語言,以人物特有的語言表現人物的特點和性格。

查爾斯·狄更斯有着怎樣的創作風格?創作特點是怎樣的 第2張

狄更斯的創作具有濃重的浪漫主義氣息,他所描寫的事物似乎也都是有某種能與人物的感情、氣質相契合的“靈性”,增強了作品的感染力。

邊緣人物

“邊緣人物”是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一個現實存在,狄更斯是第一個注意到他們存在,並以同情和憐憫的語調把他們寫入小說的現實主義作家,他這一反叛當時文學傳統的精神及努力激起了社會對“邊緣人物”命運和生存狀態的廣泛關注,而且豐富了維多利亞小說的創作,爲後來的下層中產階級作家——H·G·威爾斯、阿諾德·班奈特、喬治·吉辛等指明瞭一條廣闊的創作道路。

另外,狄更斯筆下的“邊緣人物”作爲維多利亞社會主導意識形態繁衍出來的“異己”、“獨創性”反抗力量,藉助文學這張能夠產生獨創性的溫牀來施展其威力,這既保持了文學的相對獨立性,顛覆了維多利亞社會意識形態主導話語——中產階級價值觀,又反映出一種對主導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依賴,由此來構築自己的話語權,在反抗的過程中張顯着自己的“他者”力量。他通過小說實踐表達出來的文學創作的獨立性與依附性充分闡釋了文學與社會歷史的相生關係,從而給我們提供了更多關於文學的社會性、歷史性思考,以更深刻理解維多利亞社會文化,乃至現代社會文化的深層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