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爲什麼戊戌變法之後張之洞能安然自保?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康有爲、梁啓超在維新運動興起的初期，曾吸納了很多的朝廷要員加入強學會。其中有李鴻藻、翁同龢、袁世凱、張之洞、陳寶箴等人。但是到了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被迫流亡日本，成了通緝犯，袁世凱因告密事件劃清界限不被追究，李鴻藻也早早退出了陣營，唯獨張之洞與康梁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意外的是，戊戌政變之後，他不僅得以自保，還得到了慈禧的格外垂青。
不得不說，張之洞爲官數十年，已經練就了一副金鐘罩的本領，可謂百毒不侵、刀槍不入。他之所以沒有被慈禧化入康黨之列，原因竟是他的一篇文章，這就是著名的《勸學篇》。說起張之洞與康梁的關係，話就長了
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爲聯合在京會試的一千五百多個舉人，聯名上疏光緒帝，痛批《馬關條約》喪權辱國，並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封上疏被都察院以“條約已籤，無法挽回”爲由拒收，但內容卻廣泛流傳，並得到民衆的熱烈響應。
維新運動剛剛興起的時候，張之洞積極讚賞和支持。1895年7月，康有爲主使、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出面組織的強學會在北京成立，張之洞的兒子張仁權成爲強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張之洞爲此還慷慨解囊，捐銀五千兩作爲會資。
張之洞支持維新運動，並非是出自真心實意，背後隱藏着巨大的政治利益。因爲他在湖北創辦洋務屢屢招來非議，他看到維新派勢頭正旺，便想利用這股新起的力量，幫助自己推行洋務事業。
需要說明的是，李鴻章也對維新派持贊成的態度，但因爲他是甲午戰敗的罪魁禍首，因此被康梁拒之門外。張之洞素來與李鴻章不和，因此他想借着這個機會取李而代之，登上洋務巨魁的位置。張之洞可謂用心良苦，審時度勢，明白這是一個千載難逢，並有希望參與中樞的大好機會。
然而接下來張之洞便與康梁出現了嫌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學術流派有分歧。張之洞平生最惡公羊學派。梁啓超在《時務報》中批評宋學家倭仁“誤人家國”，又批評漢學家紀曉嵐。張之洞對此大爲不滿;二是政治主張有分歧。張之洞是封建衛道者，而康梁卻是尖銳地反對君主專制，將慈禧比作夏桀和周厲王。
戊戌政變發生之前，張之洞與維新派的思想已經出現了裂痕，但尚未發展到反目的地步。這與當時的形勢有關。在大局未定、維新變法前途未卜的時候，他是絕對不會反對變法的，在後黨與帝黨之間，也不會斷然作出抉擇。可以看出，張之洞的政治經驗很老辣，保持着雙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將有利於自己的仕途。
實際上，光緒帝確實將張之洞列爲主持維新的首選人物。他調張之洞進京是由極端守舊的頑固派徐桐保奏，並經慈禧同意的，此事足以證明張之洞當時確是帝、後兩黨同時矚目的人物。
1898年，正當戊戌變法進入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張之洞隆重推出了“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的精心之作《勸學篇》。光緒帝詳細批閱後，認爲“持論平正通達”，令軍機處發送各省督撫一份。又將其作爲維新教科書，該書先後刊印共達兩百萬冊，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勸學篇》洋洋數萬言，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張之洞本人以“中體西用”爲核心構架的理論體系。它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爲宗旨，有如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批評頑固派“因噎廢食”，“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另一方面又批評維新派“歧多而羊亡”，“不知本則非薄名教之心”。
張之洞在戊戌變法的關鍵時刻作《勸學篇》，在時機上也破費心計。在新舊兩派，帝、後兩黨即將攤牌的關口，公開表明自己與維新派的根本分歧，意在自保。辜鴻銘爲此說：“嗚呼，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樑並以謝天下耳。”
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後，囚光緒，殺六君子，再次臨朝訓政，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慈禧對對維新派深惡痛絕，嚴令通緝康、樑，對於支持過維新運動的官員也嚴加懲處，罷免湖南巡撫陳寶箴，甚至對已開缺回籍的翁同龢也給予了“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唯獨對維新派有關係的張之洞免於處罰。
《勸學篇》裏所主張的思想，其實也是張之洞的一貫思想，不能說是他對維新派出爾反爾。但或多或少，此舉存有政治投機的成分，事實上，張之洞從來就不是維新派，而是堅定的封建捍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