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維新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場改革運動。其失敗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變法理論沒被國人完全接受，因而缺乏指導作用，缺乏說服力;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夠得力，變法力量單薄，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變法領導者對變法的複雜性認識不足。第二，行動上操之過急，急於求成;改革方式過於激進，沒能團結大多數，打擊面過大;不僅沒能分化瓦解封建勢力，而且在各方面孤立了自己;脫離實際，採取超前行爲，激化了矛質。
1898年的百日維新曾給黑暗封建專制的中國帶來一線曙光，然而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終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結束。其失敗原因，論者頗多，或不能徹底反帝反封建，或力量對比過於懸殊，或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或改良道路走不通等。本文着重從變法者自身的能力、素質，有無領導改革的雄才大略等方面去探討變法的失敗，認爲變法者的急於求成，理論準備的不足，變法行動的冒進，策略措施的失當等是導致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
一、變法的思想準備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涉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利益的社會變革。恩格斯指出:“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爲對某一神聖事物的襲讀，表現爲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爲習慣所崇拜的秩序的叛逆。”川因此，要變法就必須喚醒各階層人士，動員起浩浩蕩蕩的變法大軍，但是戊戌變法的思想準備卻不充分，整個社會沒有形成一股強大的革新思潮。
1.變法理論缺乏說服力
任何社會變革，都必須有進步理論爲指導，並且只有在這一理論爲人們所接受的條件下才能轉化爲巨大的物質力量。維新派變法的理論依據主要體現在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前者旨在破舊，後者則在立新。這兩部著作對傳統儒學可謂空前的“翻案”和“革命”，刊出後，猶如“思想界之一大咫風”，如火山地震，引起巨大的震動。康有爲借用孔子的權威，打出託古改制的旗號，其本意是想減小變法的阻力，但其結果卻適得其反。首先，康氏學說遭到頑固派的強烈抵制。他們奉“古文經學”爲立身之本，視康梁學說爲洪水猛獸，攻擊康梁是“僞六籍而滅聖經，託改制而亂成憲，伸民權而無君上，實屬士林敗類”。
其次，洋務派也反對。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攻擊康梁“邪說暴行，橫行天下”二就是大多數士大夫、政治上同情維新派的帝黨官僚對此學說也是持否定態度。就近代思想史而言，康氏理論對正統思想的大膽衝擊，如石破天驚，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就變法而言，康有爲的學說混淆了學術與政治。“僞經考”對傳統儒學作全面挑戰，“改制考”也缺乏歷史依據，難以使人信服，反而引起太多的爭論、混淆和疑懼，使知識分子處於困惑不解的境地，也給頑固派鎮壓變法授以“亂法”的把柄。因此康氏學說的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影響。
2.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充分
變法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社會力量動員得充分與否，關係到變法的成敗。日本明治維新前，其維新派在封建統治薄弱的地區進行了長期的滲透和思想啓蒙。到幕府末期，農民、市民、新興地主資產階級、高利貸主、下級武士從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的立場出發，強烈要求改革舊的封建制度，形成一股巨大的改革力量。這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條件。
中國從維新思潮興起到光緒帝頒佈變法詔書，維新思想激盪華夏約有40年光景，但這在思想史的長河中僅是滄海一粟。促成變法的直接動力是高昂的“情緒”而不是成熟的“思想”。康有爲等在由甲午戰敗引發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以高度的愛國熱誠，上書呼籲請求變法，同時還組織學會，創辦刊物，宣傳維新思想，在知識界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運動。但阻力相當大，不少刊物、學會時起時滅，其影響僅限於北京、上海、湖南，維新思想尚未廣泛傳播併爲人們所接受。百日維新前夕的思想界，變法派只佔少數，較多的是守舊派，極大多數的是中立派。據嚴復估計，維新黨與守舊學派是一與千之比，即使號稱全國最有朝氣的湖南省，守舊勢力也相當大，更何況其它各省。當時爲數不多的中國民族資本家對變法並不熱心，他們缺乏敢於抗爭的獨立性格，沒有全力支持、保護自己的代言人維新派。變法思想不僅遭到守舊派、古文經學派的強烈反對，同時變法活動沒有西洋留學生直接參與，又缺乏實力派人物張之洞、李鴻章等的有力協調與合作，康梁可說是孤軍奮戰。
至於廣大民衆階層，基本上是遊離於政治生活之外。維新派居高臨下的英雄史觀使他們沒能深人民衆進行“開民智”的啓蒙工作，一般百姓依舊被守舊主義的迷霧所籠罩。他們並不瞭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理解維新者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維新變法之際，正值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反洋教運動、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由於列強人侵的深人，民衆的反侵略鬥爭不可避免地帶有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情緒。此時甲午戰爭才結束3年，戰爭的創傷尚未彌合，維新派居然不顧民衆的民族情感，稱讚發動甲午戰爭的的禍首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元勳，盛情邀請他訪華，積極促成光緒帝召見他，視他爲中國維新變法的救星。
維新派寄希望於洋人幫助中國變法的行爲與民衆普遍的排外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爲這場學習西方的進步運動增添了障礙。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並沒有給老百姓帶來什麼現實利益，所有的變法措施沒有一項涉及到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一些新政措施甚至還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由於維新派沒能啓蒙民衆，老百姓很難理解反帝反侵略與學西方救亡圖存之間的關係，他們與維新派之間隔膜很深，對變法表現冷漠。
可見戊戌時期，無論是思想界、士大夫階層還是廣大民衆階層，維新派對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極不充分，變法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礎。
3.對變法的複雜性認識不足
康梁等維新派以高度的愛國熱情疾呼變法，亡國滅種的危機感與競爭感、變革觀交織在他們心中，他們期望中國“全變”“速變”，在10年內走完西方國家300年、日本30年才走完的自強之路，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由於維新派長於書齋，缺乏實際政治鬥爭經驗和卓越的組織領導才能，他們對變法的複雜性、艱鉅性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把嚴酷的政治鬥爭簡單地看成只“在皇上一轉移間耳”，對中國國情、對封建勢力阻撓破壞變法的嚴重形勢估計不夠，對帝國主義本質也認識不清，企圖依靠英、日去抵制沙俄。康有爲極力建議光緒“設法和英國締結同盟”，這種不切實際的天真幻想自然落空，因爲帝國主義人侵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爲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變中國爲他們的殖民地。
作爲變法決策者的光緒帝對變法的複雜性也認識不足，沒能認識到整個封建制度的頑固腐朽和舊勢力的強大，以爲一紙詔書就可除舊佈新。匆忙頒佈的100多條詔令多數流於形式而沒落實實施。
以上論析說明，維新變法的理論準備和思想動員不充分，變法領導者對變法的複雜性認識不足。百日維新是在思想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倉促發動，這是變法失敗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變法行動操之過急
如前所述，變法的思想準備不足，百日維新是被尖銳的民族危機呼喚出來，“與其憎他族以拒改革，不寧巫改革以拒他族之逼”，變法成爲當時保國自強的唯一途徑。此形勢下，改革者圖治心切，在變法中急於求成，盲目冒進，操之過急。
1.裁冗員、裁綠營、廢八股、取消旗人寄生特權，急於求成，打擊一大片
成功的變法，應根據客觀條件，先易後難，爭取一切力量，以減小改革阻力。日本明治維新領導集團在已經穩操政權的情況下，對廢除藩主統治、取消士族棒祿等問題仍十分慎重，採取贖買政策和安排出路的辦法，花了10年時間逐步解決了這些遺留問題，保證了改革必需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國變法者不顧客觀條件的制約，過多地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甚至社會中下層的過激做法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他們沒有充分考慮可能出現的後果和應採取的措施。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大刀闊斧，廣泛地裁撤冗員閒衙，在極短的時間內，從中央到地方大裁大撤，強行查封，沒有耐心說服，也沒有妥善安置被裁人員的出路，造成極大的社會動盪，引起舊勢力強烈不滿。正如當時任職刑部的陳夔龍說:“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廢八股興學堂，招致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斷了他們的仕途之路，以至士人對梁啓超“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甚至“欲行刺”康有爲，可見阻力之大。裁綠營，取消旗人寄生特權，無疑斷了百萬兵棄、旗人的生計，使他們“失去安身立命之業，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爲敵”。激烈的改革措施把衆多的勢力都推到維新的對立面。
2.開制度局，乃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爲
維新派把實現君主立憲作爲變法的戰略目標，要求變官制、削君權、開議院並立即實行，這是一種不顧國情、脫離實際的超前行爲。議院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伴隨着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斷完善。日本設議院也是在維新派執政20多年以後。而在中國，“議院”一詞傳人僅10來年時間，根本沒有實現的條件和基礎。8月，當康有爲再次提出開制度局準備接管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時，“朝論譁然，謂此局一開，百官皆廢矣”。軍機大臣們公開抵制，矛盾迅速激化。張之洞說:“民權之說，有百害而無一益。”維新派不切實際的綱領，不僅沒有能夠團結更多的力量，反而孤立了自己。
3.激進主義的改革方式，超越了社會承受力
百日維新的103天時間裏，頒佈了 100多條詔書諭令，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方面。不分輕重緩急齊頭並進的改革措施，如大雨傾盆澆得人們無所適從。改革者沒有做到頒佈一項，落實一項，鞏固一項，循序漸進，而是片面追求數量，企圖一夜之間把中國變爲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國家。這種願望儘管是進步的，但其結果卻是欲速則不達。由於改革者事前沒能對社會力量進行充分的思想動員，人們對這場涉及到千家萬戶、牽動億萬人心的變法缺乏應有的思想準備，不少人處於觀望、疑慮之中，甚至有牴觸情緒。一些新政措施損害了百姓的實際利益，康有爲甚至還提出改國號、斷髮易服的主張，輕率地侵犯神聖的民族傳統，授人以柄。斷髮易服之說遭到旗人的強烈反對，引起軒然大波。急風暴雨的改革措施超越了當時的社會條件和人們的心理承受力。《字林西報》評論:“維新黨在各個部門都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工作，直到舉世都爲之震動，認爲比起這個青年的中國來，就是日本的維新速度也瞳乎其後”，連康廣仁也預感到變法“規模太大”，“包攬太多”，“安能有成”?
4.策略上:對統治集團內各派別沒能分化瓦解、爭取多數，而是四面樹敵、孤立自己
百日維新是一場涉及到社會體制、政治制度的深刻變革，掌握最高實權的慈禧太后對變法的態度極爲重要。過去史學界一直視慈禧爲頑固勢力的代表，是堅決反對變法的，這未免有些絕對。其實甲午戰敗後，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和洶涌澎湃的變法救亡浪潮，朝廷中許多大臣也紛紛上書要求改革。在此情勢下，太后不得不同意在她允許的範圍內作一些改革。如果沒有慈禧的首肯，光緒是不可能完成“百日維新”的。當然，太后對變法的內容有保留:即“不改祖制”，太后的君權地位不能變，滿族的風俗不能變。
光緒與慈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裁減冗員閒衙、罷斥舊臣和改革政治制度上。慈禧雖然反對裁潛運，但並不反對裁湖廣、雲南、廣東三省巡撫及各處重疊之機構，可見她並不完全反對變法。政變的直接動因與其說是政見之爭，不如說是她覺察到變法威脅到她的權威以及康有爲等人“圍園執後”舉兵奪權的計劃。與歷代帝王一樣，慈禧把維護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享受放在第一位。禮部主事王照曾說:“戊戌政變，外人或誤會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禧只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爲家務之事。”康有爲在政變後也認爲:“西太后與光緒之間的衝突，並未涉及政見的不同”，“似乎主要是爲了爭政權”。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維新派對慈禧“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利用慈禧在舊臣中的影響推行新政，則可減小阻力。但是，光緒、康梁等沒有這樣做，而是想擺脫太后的控制，甚至“圍園執後”，最終逼使太后發動政變，重新“訓政”。
至於張之洞、李鴻章等洋務派，他們主張溫和的改革路線，維新派對之可以求同存異，爭取他們站到自己一邊。而軍機大臣中的大多數除了反對開制度局和憊勤殿外，對其他新政措施都不同程度地贊成。如果維新派權衡利弊，暫緩開制度局和憋勤殿，暫不觸及他們權位的根本利益，爭取多數人的支持，先進行經濟文化教育的改革，待時機成熟再逐步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則維新可能不僅僅只是“百日”。但是變法領導人卻急於求成，對統治階級各階層各派別不加區別全面打擊，大裁大撤，要求對守舊大臣連罷帶殺，追究李鴻章的賣國責任，對所裁人員未給予適當出路。
這樣就使得原來互有矛盾、存在分歧的各階層各派別很自然地連成一體，糾集在太后周圍，公開反對變法。變法領導人沒有利用矛盾，求同存異，分化瓦解封建陣營，而是全面出擊，四面樹敵，把可能的同盟者都推向對立面，其結果是孤立了自己。
綜上所述，百日維新是在變法的理論準備不足、社會力量的思想動員不夠的情況下倉促發動，改革者對變法的艱鉅性缺乏深刻認識，在未能真正掌握實權的前提下，急於求成，操之過急，策略失當，使理想與現實嚴重脫節，最終導致變法失敗。改革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會遇到舊勢力千方百計的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熱情、勇氣，有獻身精神，更要有智慧、能力，有謀略，能遵循客觀規律，先易後難，穩步前進。從某種意義上講，和平變法比暴力革命具有更大的艱鉅性。
下面我們來談談戊戌變法是失敗的歷史教訓。
教訓：在當時的中國，改良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漫長而又曲折。
百餘年前的戊戌維新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有意識地進行制度變革、因應現代化挑戰的嘗試。但這次措施並不“過激”的改革，卻以流血的悲劇結束，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嚴重受挫。這次失敗自有許多複雜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傳統的作用。
第一：落後就要捱打。這次維新運動有着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由於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人一直視日本爲“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歷時近十個月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卻慘敗於向爲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侵入中國本土，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簽下了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向敵乞和。這就足以證明當時中國有多落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不捱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變法給我們的一個教訓就是落後就要捱打。我們只有強大了，纔沒有誰敢欺負我們。中國纔不會再出現戊戌變法的悲劇。
第二：要改革開放，不能閉關自守。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慨之時，同樣熱血沸騰的維新派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的種種優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爲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羣情激憤，他們提出“以強敵爲師資”往往會被斥爲“媚敵賣國”、“數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而維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啓超所說：“今天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爲之。”(《戊戌政變記》)此種愛國，纔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愛國主義。祖宗崇拜和“華夏中心”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祖宗崇拜將祖先、祖制神聖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難，總被視爲“數典忘祖”。“華夏中心”論認爲，中國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只有中國文化最優秀，其他民族、國家、文化都是“狄”、“夷”、“蠻”、“番”，並以距離中國的遠近爲標準，把“化外”的“狄夷”或“蠻夷”劃分爲“生番”和“熟番”，對其他文化實際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排斥和歧視。“祖宗崇拜”與“華夏中心”結合在一起，使學習、參考外國的任何改革都被斥爲“以夷變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難。中國和世界是聯繫在一起的，不可能脫離了世界關起門來自己發展。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後，就是因爲閉關自守。在世界列強發展到那麼強大的時候，清政府的統治者還不知道，還認爲自己是天朝上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戊戌變法是很難在統治階級內部得到認可的，他們會認爲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壞國本。因此，戊戌變法的另一個教訓就是要改革開放，向全世界先進的文化學習。
第三：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應該密切聯繫羣衆。沒有羣衆的改革或革命是無法完成的。戊戌變法的失敗正說明了這一點。我們現在的領導階級就該吸取這個教訓，做什麼都要得到羣衆的支持。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沒有羣衆基礎的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四：做任何事情都要實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維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氣，只採取改良的辦法，他們雖提出了“救亡圖存”的響亮口號，但認爲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只要向西方學習，實行資本主義改革，使中國富強起來，就可免於侵略。他們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國主義來幫助變法。這反映了維新派的妥協性。同時，維新派既不滿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和破壞，卻又與封建主義保持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原想不流血的戊戌變法，結果以流血的戊戌政變而告終，然而，維新志士的生命喚醒了國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想通過和平改革的途徑來使中國富強起來，這條路根本就走不通。後來，許多維新志士拋棄了改良主義的幻想，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
第五：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戊戌變法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之後還建立了資產階級政權--中華民國。但最後還是失敗了。這就足以證明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道路纔是適合中國的。並且，現在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成就，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比擬的。新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高，綜合國力越來越強。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國這個巨人正在醒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在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