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一個半世紀前，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同一時期在中國發生了洋務運動和後來的戊戌變法。前者取得巨大成功，日本這個島國向現代化國家迅速邁進;而後者則以失敗告終，導致清王朝繼續抱殘守缺，最終走向覆滅。
最能說明兩國同時變法維新不同成果的就是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中國除敗退出朝鮮，被割去臺灣、澎湖列島之外，損失遠不止賠償2億兩白銀。據日方有關資料，日本所得賠款及掠奪財物總計約合庫平銀3.6億兩，摺合5.1億日元，等於當時清廷兩年半的財政總收入，更相當於當時日本全國歲入的6.4倍(另一說法是3.8倍)!日本由此嘗足了戰爭的甜頭，從此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之路。因收穫來自中國的這筆鉅額財富，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得以迅猛擴張，爲其在上世紀30年代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
在痛惜兩國變法維新截然不同結局時，有一個問題常被提及：“大清”的洋務運動及後來的戊戌變法爲何沒能成爲“小日本”的明治維新?對該問題的思考，當然不限於糾結歷史舊賬，其更大的意義在於以史爲鏡，關照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究竟該何去何從。
鳳凰網有篇專題文章，對此問題從四個方面做了系統分析。1】維新基礎有別——清朝不具備日本的有利條件：日本有地方分權自治，中國高度中央集權;日本雖閉關鎖國，但留有渠道瞭解世界，中國閉關鎖國則是對外一無所知，且毫無興趣。2】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聯手多數人革少數人的命，維新主體是實力強大的武士商人聯盟;而洋務運動則是清朝少數有遠見的官員喚不醒多數人的苦澀嘗試。3】明治政府推進社會底層近代化，使日本民間比清朝百姓能承擔更重稅負;清政府爲洋務新政橫徵暴斂，導致廣大農村民生凋敝。4】明治維新造近代國民國家，政權集權高效;清朝維護傳統體制，地方借洋務做大導致國家分裂。
應該說，這篇分析文章既不缺依據，亦不缺邏輯，更不缺客觀，給人不少啓發。但仔細想想，似乎還是缺點什麼。在本人看來，從完善其內容，並避免結論表面化的角度，至少有必要做兩點扼要補充。
(一)原文未能從社會背景作深入分析，闡明中國思想文化與日本的不同軌跡，而這纔是清朝變法維新失敗的更深層原因。
簡單說來，號稱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揹負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開。在當時清廷統治階層典型的主流觀念中，泱泱大中國纔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國”，外部世界不過是一些欠開化的“蠻夷之邦”。統治階層唯我獨尊的夜郎自大心態比比皆是。
而加劇這種妄自尊大心態的另一個更嚴重的思想意識弊端是一元文化。這一頑疾最早始於西漢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扼殺了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開啓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傳統。此後，除個別朝代，正統觀念之外，不允許有不同思想、不同學說的爭鳴。大唱統治階級讚歌的一言堂大行其道。對提出“奇談怪論”、“異端邪說”的異己分子則極盡打壓之能事，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
林則徐、魏源的《海國圖志》於1852年最終成書達百卷，首次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開明主張。該書流傳到後日本產生深遠影響，啓發了明治維新，併成爲天皇和大臣們必讀書籍。而在中國，此書不但未受上層重視，而且受到譴責。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1877年寫成日記體《使西紀程》，向清政府介紹西洋先進的管理和政教制度，並提出效仿建議。結果郭嵩燾被清廷申斥，書稿毀版。黃遵憲作爲參贊曾駐日本4年之久，他於1887年完成書稿《日本國誌》，詳細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後近十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變化，認爲日本不再是從前的“蠻夷之邦”。雖經李鴻章、張之洞等重臣向總理衙門推薦，卻沒有下文。直至甲午戰爭結束，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也於1895年簽訂之後，這本書才自費刊印出來，風行天下，引起震動。從這幾本書的遭遇不難看出清廷對待新思想的愚昧拒絕態度。
這種久遠歷史傳統形成的僵化思維模式呈現異常強大又頑固的惰性和慣性。即使有兩次鴉片戰爭血淋淋的慘敗，仍然難以喚醒中國這頭東方睡獅，導致統治階層骨子裏仍然極其抗拒向西方“蠻夷”學習。極少數有遠見卓識的精英和開明進步人士也只能限於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師夷長技以制夷”之類。甚至有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應允和光緒皇帝的支持，洋務運動以及後來短命的戊戌變法依然應者寥寥，仍無法撼動龐大腐朽的整個清廷官僚階層，也就不難理解了。
而日本則不同，作爲生存發展空間侷限性很大的島國，其憂患意識與生俱來。在明治維新之前的歷史文化中，就有久遠的向外部強者學習的傳統，最典型的當屬“漢學”。明治維新主張西學或“蘭學”(荷蘭傳入)，這在思維模式上與此前的“漢學”並無本質區別，只是向強者學習的對象轉換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小很多。這是容易引起中下階層廣泛響應，並最終獲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大清作爲滿人少數民族統治人口巨大的漢民族，其政權危機感無時不在。從“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這樣的文字獄即可見一斑。在其長達兩個半世紀統治中國歷史中一成不變的最大國策就是“以漢防漢，以漢制漢”，更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之說。在這樣一種政治生態中，在體制內尋求任何可能的變法維新之策必然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即不能危及滿清對漢人的統治!而這也正是孫中山舉起“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大旗的根本原因。
因此，體制內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只能弄些皮毛性質的改良，不可能奢望根本性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變革。事實上，幾十年洋務運動的主要成果也基本限於軍事、工業等有限領域。在後來的戊戌變法中，康梁的不少主張正是犯了滿清統治的大忌，被保守派拿住了口實，抨擊變法維新是“保中國不保大清”。百日維新被突然採取行動的慈禧太后扼殺於搖籃，以康梁逃亡國外，光緒帝被囚於瀛臺，以及戊戌六君子被誅殺的慘痛悲劇收場。
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有根本性區別，這個島國尤其不存在民族問題。維新派充分依靠廣大中下級武士、商人等階層的龐大力量，同時採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類似策略，打出擁戴天皇的旗幟，一舉推翻了幾乎與中國清朝歷史同樣長久的德川幕府統治，爲變法維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條件和無限可能性。一句話，明治維新首先是一場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然後纔是科學技術與工業等領域的西化維新。
除了上述兩個基本方面，至於國家大小，民族性格等因素都在其次。而網絡上一些原文對其它一些主要方面已有很好闡述，詳見附錄。
附：《洋務運動爲何成不了明治維新?》
導語：發生在一百五十年前的明治維新，一直都被拿來和東方鄰居同時期的洋務運動做比較。在感嘆洋務運動的最終失敗和明治維新的巨大成功時，我們要弄清楚的是哪些因素規定了它們的發展?而洋務運動爲何就成不了明治維新?
1】維新基礎已有別：清朝不具備日本的有利條件
雖然是同時期的改革，但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在開始時所具有的基礎就大爲不同。雙方在起跑線上就拉開了差距。
日本有地方分權自治 中國高度中央集權
日本是在中央集權下，相對的地方上存在一定的分權。其地方分權較多的特點與同爲中央集權體制的中國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與中國長期以來絕對的中央集權相比，日本具有西方國家分權制度的某些特點。故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寫道：“說者以日本明治維新前之社會結構，實與西歐封建末期之社會結構，極爲相似;而此一相同之結構則爲歐洲“產業革命”之溫牀也。日本既有此溫牀，蓄勢待發，因此一經與西歐接觸，符節相合，一個東方產業革命乃應運而生矣。此一“歐羅巴社會結構”說，頗能道其契機。”
日本雖閉關鎖國 但留有渠道瞭解世界
16世紀起，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技術，主要是荷蘭人傳到日本。因主要是通過荷蘭語進行研究的。日本人就把這種學問稱爲“蘭學”。從1633到1639年，幕府連續五次發佈“鎖國令”，限制日本與外國的一切往來，只剩下長崎這一個地方與中國及荷蘭維持着微弱的聯繫。但是蘭學的傳播，已經使日本人開始意識到漢學的不足之處，也開始認識到西方科學文化的先進之處到了1720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終於解除了“不准許輸入荷蘭書籍”的禁令。於是在日本的知識階層中，又重新出現了“蘭學熱”。蘭學主要在醫學、天文學、物理學等領域中發展起來，日本人通過荷蘭語，也瞭解到了西方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同時，維新前的日本本身教育發達。江戶末期在男子中有40%-50%的人識字，在婦女中有15%的人識字。識字率在當時世界上處於第一位。
中國閉關鎖國是對外一無所知並且毫無興趣
在鴉片戰爭被英國用大炮打破國門之前，清朝人對國門外的世界接近一無所知。就連號稱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林則徐，實際上也對外知之甚少。直到戰爭開戰前，他還認爲英國兵到了陸上就會“一僕不能復起”。而他更是堅信英國必須購買中國的茶葉和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爲命”，統統便祕而死。對於世界的一無所知可見一斑。林則徐尚且如此，當時普通清朝臣民可想而知。就算被英國的大炮打開了國門，清朝臣民對於世界也毫無興趣。鴉片戰爭結束後22年的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歲丸”，前往上海進行貿易，年僅23歲的高杉晉作(不久後創建了著名的“奇兵隊”)隨船前往以開眼界。在上海，他發現，日本幾乎家喻戶曉的暢銷書、魏源的《海國圖志》，居然杳無蹤跡，甚至乏人知曉，這令他深感震撼。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清日兩國對於瞭解和接受世界的態度實有天淵之別。
2】明治維新一帆風順和洋務運動舉步維艱的原因
明治維新是實力強大的多數人推動的革命，自然過程相對順利;而洋務運動只是少數遠見之士的奮力掙扎，無法撼動頑固的大多數。
推翻幕府是上下聯手多數人革少數人的命
日本的變法主體較爲龐大，手腕比較高明。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十分脆弱，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爲核心(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屬約佔總人口的6℅-10℅，在武士實力雄厚的薩摩藩，甚至佔該藩人口的25℅)，擡出天皇爲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它聯合了資產階級、封建藩主、農民等階級，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統治，把大權收歸天皇，進行改革。證明明治維新羣衆基礎堅實對是在確定日本的政治體制時的一次論戰，有六十四次上書請願，而其中大多數是下層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一舉推了幕府舊政權。
明治維新得以成功因維新主體是實力強大的武士商人聯盟
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主體是日本的中下級武士。爲謀生路，許多武士從事副業生產或經營商業，其中一部分直接與資產階級結成“特殊聯盟”進行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經濟活動。因此日本中下級武士實際上充當了日本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個聯盟的武士精英們對導致日本落後的舊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並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權力，全力推動這種變革。明治維新主要領導人大多數參與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在這些“官員型”精英的領導下，整個維新過程沿着“控制中心———奪取政權———改變政體———發展經濟———全面改化”的路徑循序漸進，每一階段完成一個最主要任務，腳踏實地又堅定執着，充分表現了維新領導人物的政治謀略和行政才幹。假設沒有這樣一個具有遠大目光、傑出才幹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領導集團，明治維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結果都是難以想象的。
洋務運動是清朝少數有遠見的官員喚不醒多數人的苦澀嘗試
洋務運動是少數先進的“洋務派”發起的自救運動。在閉關鎖國了千年的中國，還有更多的未開明的士大夫、官僚主義強烈的反對這種“崇洋媚外”的做法。洋務派和頑固派曾圍繞要不要興辦“洋務”,發生過激烈的論爭。頑固派“痛詆”洋務派提倡西學是“捐棄禮義廉恥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變夏”的“洪水猛獸”。使得洋務派“三十年來日在謠瘃之中”。在奕設立天文算學館時就遭到了頑固派強烈的反對。大學士倭仁上書：“夷人稱兵犯順，震驚宗社，焚燬圓明園，殘骸衆臣民。是大清兩百多年來未有的奇恥大辱。朝廷飲恨議和，當不忘雪恥復仇，豈能師事夷人。”不甘大權旁落和繼續沉淪落後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舊沉睡在“天朝上國夢”的士人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務運動對原有社會的任何改動都阻力強大。
3】底層社會近代化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政府從底層拿更多
毫無疑問，在利用國家力量發展西洋實業的時候，明治政府和清政府都遇到了錢從哪來的問題。兩者的解決路徑也是如出一轍——壓榨農民。但爲什麼明治政府就能從農民那榨出更多的錢來?
明治政府爲維新加稅引發大量農民起義
1873 年，政府正式發佈“地稅改革條例”，其內容主要爲：“(1)把課稅的基準從原來按不穩定的收貨量改爲按一定的地價;(2)將實物繳納改爲貨幣繳納，稅率定爲地價的 3%;(3)規定土地所有者爲納稅人。”但是政府在徵收地稅的標準上確定了總體上不低於舊年貢的政策，因此在覈定地價時“極力提高”，給地方民衆帶來了沉重負擔，民衆的鬥爭此起彼伏。據資料統計，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即 1868 年到 1877 年的農民騷擾，竟達 500 件之多。其中反對地稅改革的代表性一揆有真壁暴動、伊勢暴動，而山重縣的農民一揆是對政府衝擊最大的一次。頻繁發生的農民一揆反映了民衆反對國家的重稅和重課，具有反抗明治初期國家對民衆掠奪的性質。
清政府爲洋務新政橫徵暴斂也導致廣大農村民生凋敝
在混亂的財政和財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當年定下的“永不加賦”的莊嚴承諾，雖然是清政權的立國之基，卻也成了過期作廢的舊船票，無法登上“上下交徵利”的新客船。當然，康熙的承諾既然如此莊嚴後世領導就必須在表面上予以維持：“賦”是不會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費”。根基於田賦之上的“附加費”，遍及全國，名目繁多，令農民們不堪負擔。各地雖然變相加徵田賦，卻都刻意迴避“田賦”二字，以便維持康熙皇帝的莊嚴承諾。一時， “畝捐”、“抵徵”、“漕糧加價”、“規復錢糧”等新名詞層出不窮。而且，越是魚米之鄉，負擔越重。田賦之外，各級政府還在民衆日常必需的食鹽上大做文章，“鹽都吃不起了”，成爲民生艱難的最生動寫照，由此推動了整體物價的飆升。
明治政府推進社會底層近代化 使日本民間比清朝百姓能承擔更重稅負
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實現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體制。明治政府通過對原來無秩序的府縣財政的組織化和制度化，即徵收權的強化、稅源的確保和費目的法定，實現了地方財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層社會實施有限自治，推動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發展的同時，也加強了國家的官僚統治。日本民間因此比清朝底層能承受更重的稅負去從事變法維新的公共事業。正如學者指出“薄賦輕徭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特徵，因爲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徵得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繳稅的，比如貴族等。正因爲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
4】日本近代化政府高效集權 清朝守舊制 走向離心分裂
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走向了兩個方向。明治維新隨着近代化國家建設的推進，一個高效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來。而爲了維護舊格局產生的洋務運動，卻導致了地方實力派坐大，埋下後來中國軍閥割據局面的禍根。
明治維新造近代國民國家 政權集權高效
當時新日本統一的唯一道路，即廢除立於封建制度上的藩及藩知事，改爲朝廷直轄的郡縣制度。維新政權分階段解除了原藩國領主佔有土地和統治領民的權力。隨後又通過逐步改組政府，將大量舊貴族從中央政權中排擠出去。從“王政復古”、“戊辰戰爭”、“奉還版籍”到“廢藩置縣”，維新派以武力作保證，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僅僅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就使政權性質有了實質性改變，將國家權力收歸中央，。明治維新將日本從一個封建國家改變爲一個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它既保留天皇，卻又開議會，行憲法。建立起新的法理型政治權威。在四民平等中建立起近代化國民國家。在此基礎上，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現代官僚體制逐漸形成。擁有近代國家機器集權而高效的特點。
清朝維護傳統體制 地方借洋務做大國家分裂
隨着鎮壓太平天國，中央的軍權與財權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務運動中，由軍事發家的地方大員憑藉雄厚的軍事力量爲資本--這些軍事力量用以支撐清廷的統治--從中央不斷分得財權，壯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鴻章爲首的地方實力派掌握了絕大部分的洋務企業，增強了與中央進行對話的資本。但地方實力派的狹隘和自私並沒有隨着地位的不斷升高而弱化，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使他的區域力量基礎比任何潛在敵手都要勝過一籌，保持足夠強大的力量以與虛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同時又爲充當這個政府最尊貴的大臣而竊喜。”，這就造成了地方的獨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則他們是可以完全不聞不問的。地方獨立自保的狀態使中國被明顯地分割爲以某個地方大員爲首的勢力範圍，擁有單獨財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不用理會中央政府，特別是政府的號令侵蝕了地方利益的時候。雖然當時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大員掌握着實權，但由於他們篤信綱常名教，所以對清朝並沒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後來，隨着中央政府勢力的絕對弱化及帝制時代忠君思想的喪失，地方漸飛揚跋扈，不受中央節制，終發展成爲軍閥割據的局面。
結語：一個時代的革命，種種破壞和建設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之外。從這個角度上說，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各自的命運早在發起前就已註定。而一場成功的近代化改革，背後必然是整個社會的近代化。因爲靠一箇中世紀的底層社會，想撐起近代化甚至現代化的上層，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