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譚嗣同早年曾在家鄉湖南倡辦時務學堂、南學會等，主辦《湘報》，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1898年，譚嗣同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父親譚繼洵擔任過湖廣總督，是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1896年，父親譚繼洵爲譚嗣同捐納了江蘇候補知府的職位。譚嗣同非常興奮，以爲能在一隅之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而當他來到南京後，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融於這個逢場作戲的官場。自此，他埋頭研究學問。他將佛學與儒家、道家、墨家和西方算學、社會學等相融合，而創造出了極富民權思想的《仁學》。
譚嗣同在《仁學》中大聲疾呼，要把人從天地之間各種“網羅”中解放出來：“要衝決封建君主之網羅，沖決封建倫常之網羅，沖決利祿之網羅，沖決俗學若考據、詞章之網羅，沖決天命之網羅。”總之，他要全面要衝破封建專制的束縛。他說：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二千年來，統治者無非就是強盜，讀書人是奴才;統治者指鹿爲馬，讀書人難得糊塗，互相配合，如此而已。“君也者，爲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於民，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
譚嗣同認爲，一切統治者，皇帝也好、各級官員也好，都不過都是爲老百姓做事的，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爲人民服務”的公僕，稅收是老百姓僱傭你們辦事的錢，如果事情辦不好，那麼，老百姓就有權將你換下來。譚嗣同一百二十年前的見識，在今天看來，都是震聾發聵的。
1898年初，譚嗣同接到了去京師就職的詔書。一方面，他很高興，在給妻子李閏的信中說，自己是“絕處逢生”了，可以去更廣闊的天地施展政治抱負。另一方面，他此去京城參與維新變法，而自古以來的變法大多都以失敗告終，他感到吉凶未卜，因此在臨行前再三囑咐妻子要“視榮華爲夢幻，視死辱爲常事，無悲無喜，聽其自然”。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明定國是”的詔書，揭開了戊戌年間維新變法的序幕。
那麼，戊戌變法的背景是什麼?
甲午海戰後，天朝被迫與小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不但要賠償大量的白銀，更要命的是要割地。除了割臺灣、澎湖列島之外，遼東也要割讓。天朝以農業立國，土地是國之根本，割讓土地觸及到了命脈。且這次連清朝的龍興之地也要割讓，讓清朝統治者都覺得如果再不變法，就有可能面臨亡國的危險。
那麼該如何變法呢?
像洋務運動那樣，“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在維護封建專制的同時搞點“堅船利炮”肯定是行不通的了，甲午海戰的失敗就宣佈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那麼，要變法要自強，就不能只是裝裝樣子，就像假裝在變法一樣。必須要全面向西方學習，不但要學他們的“堅船利炮”，還要學“堅船利炮”背後的東西。
在政治方面，開放言路，解除報禁，允許報紙“指陳利弊”。
在經濟方面，工商立國，鼓勵民間創辦企業。
在教育方面，舉辦京師大學堂，廢八股文。
在軍事方面，改用西洋軍事訓練，允許私人開設軍事工廠，製造軍火。
這些舉措一推開，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對，意氣風發、不想做亡國之君的光緒皇帝，曾在一日之內撤銷了六名反對變法的部級幹部。
天朝的事情歷來如此，變法有利於國家社稷，不錯，我支持!但如果變法或者改革動了我的奶酪，切了我的蛋糕，那是萬萬不可能支持的，一輩子都不會支持的。但只要是變法，只要是改革，就會觸動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如果主持變法的人不是強權人物，那麼變法的結果往往會已悲劇收尾。
推行變法的光緒皇帝雖然是皇帝，但實際的大權在慈禧太后那裏。起初，如果慈禧不贊成變法，歷史就根本不會上演“戊戌變法”這一齣戲碼，但是隨着變法的推進，這個坐在權力巔峯幾十年的女人，覺得了有人要動他的奶酪了。因此，她轉念之間，便將剛剛燃起的星星之火撲滅。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下令抓捕康有爲、梁啓超等人，康梁二人遠遁海外。 又下令將康有爲的弟弟，以及推行變法的譚嗣同、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人抓捕。
戊戌變法從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共推行了103天，據說，在這短短的103天中，光緒皇帝頒佈了110多道變法詔令。由此可見一斑，這位時運不佳的國君是多麼渴望變法圖強，但歷史偏偏不給他這個機會。歷史給光緒的只不過是一個強勢的垂簾聽政的母后和一個時常生病的身體。
一時間，京城瀰漫着腥風血雨。梁啓超苦勸譚嗣同與其一道出走，譚嗣同慷慨說道：“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讓梁啓超擔當行者，以圖變法維新於將來，自己則寧願受死，以死來警醒世人。在獄中，他用鮮血在獄中牆壁上題詩一首：“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9月28日，在蕭瑟秋風之中，譚嗣同、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康廣仁等六人被害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據相關資料，“六君子”被害當天，圍觀的人羣將一些臭雞蛋、爛菜葉往他們臉上扔，以羞辱之。因爲，在官方的宣傳中，這些人都是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甚至是漢奸賣國賊。因此，滿腔怒火的羣衆當然要“扒他們的皮、吃他們的肉”，是的，明朝時，他們就曾吃過大明名將袁崇煥的血。
譚嗣同曾幻想以自己的鮮血驚醒世人，不知道，在囚車上的他，看到世人如此看他、扔他、詛咒他，他會作何感想?
“戊戌六君子”除康有爲弟弟康廣仁之外，其他五人都是廳局級高幹，本來可以安安穩穩、歲月靜好，卻選擇了爲天下蒼生肝腦塗地、爲民族自強拋頭顱灑熱血。值得一提的是，譚嗣同父親譚繼洵時任湖廣總督，譚嗣同是正兒八經的“太子黨”、官二代!
一個官二代超越自身的階層而爲天下蒼生鼓與呼，這種高貴的品質，源於讀書人中的一個非常可貴的基因，那就是“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終極追求。只是，現在讀書人被骨感的現實所迫，早就將其拋棄於九霄雲外了吧，一個個都成爲了所謂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究竟是什麼原因才促使他引頸就戮，慷慨赴死呢?
首先應該是光緒帝的原因。
譚嗣同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底層人士，自從被光緒帝賞識後，一躍成爲四品卿銜，協助皇帝變法維新，官職實際上位同宰相，可謂一步登天，人前顯貴。那麼作爲臣子的譚自然感恩戴德，何況光緒的變法理念還和自己一生的抱負息息相關。既能借助皇帝之手實現自己的理想，又能博得帝王歡心位極人臣，此等兩全其美的事譚嗣同豈能不高興，所以說對光緒帝的知遇之恩，譚自當涌泉相報。
這也是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慈禧太后囚禁時譚仍然懷有僥倖，千方百計試圖將光緒營救出來，而沒有逃脫的一個重要原因。據《戊戌變法.王五傳記》記載：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被逮捕入獄。做爲譚密友的大刀王五心急如焚，聯絡各地反清義士，並花重金買通獄卒，準備營救譚嗣同。但都被譚拒絕了。譚嗣同對王五道：皇帝尚在囹圄，做爲臣子的豈能一逃了之，如此有違天道，決計不可!王五苦勸無果，只能黯然離去。
其次應該是和譚的家庭有關。
說起譚嗣同的家庭，不得不提到他的父親。譚繼洵(1823—1900)，晚清重吏，於京城戶部任官十六年，調通州監督坐糧廳，一年即調任甘肅鞏秦階道(1877年)，六年後升任省按察史，隔二年提任佈政史(管理一省財賦人事)，於甘肅任職達十二年;光緒十五年調任湖北巡撫，嘗兩次兼代湖廣總督，爲正一品封疆大吏，累官贈光祿大夫。
可以說譚家乃是富貴之家，譚父作爲一品大吏，家世顯赫，不說富可敵國但也家境殷實。本來譚父就對譚嗣同的變法之舉相當牴觸，認爲他被人誘導而誤入歧途。怎奈譚嗣同心意堅定，變法之心不改初衷，雖百死而不復返，最後寧願人頭落地亦不肯流落他鄉。譚繼洵做爲朝廷重臣，自然難免株連其中，丟官罷職還是輕的，就怕老佛爺雷霆一怒，到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這個道理，譚嗣同豈能不知。所以說他纔在康梁如驚弓之鳥般亡命天涯時，尚能穩坐釣魚臺。不是不想走，而是不能走。當初不聽父言已是心意難安，如今變法失敗若是逃之夭夭豈不要禍及家人，如此失德之事譚必不能爲之。惟願以己之身換家人平安，如此，九泉下才能心安矣!
還有一點就是譚被捕時已是帶病之身。
譚嗣同，字復生。在譚年輕時，他的家鄉流傳一種傳染病，得這種病的人幾乎全部死去。譚嗣同不幸也被傳染。他病了很長時間，家人都以爲他要死了，但最終他奇蹟般地痊癒了。譚嗣同康復後，就以復生爲字。不過成年後的譚身體狀況每日愈下，自感大不如前。他之所以力推變法，可能也是感到人生無常，能在有生之年爲改變國家羸弱困境而奔走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吧。
最終，譚嗣同決心爲變法不惜一死，來喚醒麻木不仁的國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而後慷慨就義，雖悲壯且震撼世人!
譚嗣同心繫維新並非爲了一己之利，而是爲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爲華夏第一人傑，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着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在爲了自由理想的道路上衝鋒陷陣，不畏生死!
滄海浮生，歲月如潮。多少年過去了，譚嗣同的壯舉激勵着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爲了明天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只爲捍衛心中那片淨土!這樣說來，譚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後人曾撰寫對聯悼之：“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迴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崑崙以昭肝膽，長醒吾民。”實乃對譚公的真實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