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說：“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20歲。”
1905年，竺可楨15歲，就讀於上海澄衷學堂，同班同學胡適14歲。兩人都喜愛讀書，但竺可楨因爲過度用功，身體極爲虛弱，胡適指着竺可楨對人說：“像他那樣，一定活不過20歲。”胡適想不到的是，竺可楨活得比他還長壽，而且成爲中國氣象學、地理學的“雙科宗師”，創辦中國第一個地質學系和氣象研究所，培養出張其昀、胡煥庸等地理學界的“開山大師”，並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十三年。
離開澄衷學堂後，竺可楨進入上海復旦公學讀書，胡適則考入上海的中國公學讀書。1910年8月，二人同赴北京參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費生選拔考試。當時有400多人應考，錄取70人，竺可楨第28名，胡適第55名。在美國留學時，二人開始學的都是農學，竺可楨先就讀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農學院，1913年夏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理系專攻氣象，並於1918年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應聘到武昌高等師範學校任教。
在武昌高師，由於當時該校學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幾乎都聽不懂竺可楨的紹興口音，只能通過講義來學習竺可楨開設的課程。爲此，竺可楨要花費大量寶貴時間刻印講義。此外，當時武昌高師的教師以留日學生居多，而留美歸來的竺可楨許多教育觀點和主張得不到留日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讓“孤家寡人”的竺可楨十分苦悶。此時，執掌南高師的郭秉文正大張旗鼓地招攬人才，力邀竺可楨加盟南高師。於是，1920年夏天，竺可楨調入南高師。同年，他與中國第一個乘飛機上天的女性張俠魂結婚，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竺可楨
在南高師，竺可楨被聘爲文史地部教授，講授氣象學，同時還教授理化部的微積分和農科的地質學。當時的地理系雖號稱系，但專門化課程不多，與傳統意義上的“輿地科”相差無幾。竺可楨分析世界形勢後，認爲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沙皇俄國以區區720萬美元將阿拉斯加賤賣給美國，都是決策者缺乏地理知識所致。而當時，日本人對於中國地理的研究遠遠超過中國人，美國有頭等測候所200多個，中國卻只有上海、香港等兩三處外國人辦的測候所。爲此，竺可楨深感恥辱，大呼“要組織機關，捐募鉅款，調查全國之地形、氣候、人種及動植物、礦產”，而要完成此等使命，必須創辦新型的地學系，培養中國自己的地學家。
指導學生論文從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1920年，東南大學以南高師爲基礎宣告成立，竺可楨主張以此爲契機創辦新型的大地學系，得到了校長郭秉文、教務主任陶行知等人的支持。於是，我國第一個地學系正式在東南大學文理科下成立，竺可楨擔任系主任。
新地學系的一大特點是重視實習、實踐，在校園六朝古松下建立了測候所，學生輪流觀察、記錄、分析氣象情況。竺可楨對學生觀測訓練要求非常嚴格，並以身示範。無論嚴寒酷暑還是颳風下雨，他都和學生一起準時觀測，詳細記載每個天氣要素，毫無疏漏。當時，東大氣象觀測記錄可靠性、儀器設備完好性居全國之首。身材瘦小的竺可楨，還常常帶領學生赴野外實習，指導學生採集標本。以學生採集的標本爲基礎，東大在科學館建立了我國大學中第一個地質標本室。
同時，竺可楨還特別重視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他和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合作，指導學生成立“史地研究會”，創辦《史地學報》，刊登師生的著譯作品。竺可楨指導學生論文從不居功，從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使有學生“強行”署名，竺可楨也託詞道：“老師怎麼能與學生處在同一個水平上呢?”至於考試，則常常由專題寫作代替閉卷考試，讓同學們感覺收益頗大。
聘請器材保管員上臺爲學生講課
竺可楨原本可以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闊步前行，但在1936年2月16日卻走向了另一段人生軌跡。這一天蔣介石突然約見他，要他去浙江大學任校長。蔣介石是聽了陳布雷、翁文灝等人的意見，認爲竺可楨既有聲望資歷，又是浙江人，乃浙大校長的不二人選，約見之後對他更是滿意。竺可楨剛開始很不情願擔任校長，認爲“大學校長，其職務繁重10倍於研究所所長”，自己很難也不願意應付繁雜瑣碎的官場應酬和千頭萬緒的行政工作，更不想放棄剛剛有起色的氣象研究所的工作。然而妻子和朋友的鼓勵，如陳布雷弟弟陳訓慈來函勸他“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爲中流砥柱”，再加上竺的公心——“餘若不爲浙大謀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入黨部之手，而黨之被人操縱已無疑異”，最終使得竺可楨決定接受浙大校長職務，但竺可楨提出三個條件，“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干涉;而時間以半年爲限”。蔣介石在陳布雷的勸說下，勉強同意這三個條件。於是，1936年4月25日，46歲的竺可楨正式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同時兼任氣象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46年)。竺可楨接手的浙大可以算是當時全國最破敗的大學了，圖書館藏書稀少，只有六萬餘冊;教師隊伍更是堪憂，國文、中國歷史、外國曆史均沒有教授任課，還不斷有教授辭職。
完成交接手續後，他求賢若渴，先後聘請了胡剛復、梅光迪、張蔭麟、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學者前來浙江大學任教，而對於不稱職的教授，即使是領導也要解聘。竺可楨剛來浙江大學時，工學院院長朱一成只領薪水卻從來不上課，最終被竺可楨開除。在聘請教員時，竺可楨敢於打破學歷限制，唯纔是舉。當年，浙江大學化學系有個器材保管員叫查長生，因家庭困難，無力上大學，只有高中學歷。在浙江大學做化學系器材保管員時，查長生常常旁聽化學系的課程，學完了從大學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全部課程。抗戰期間，傷員需要大量的磺胺藥物，而此類藥全部依賴進口。查長生翻閱大量外國相關文獻，自己實驗合成了磺胺藥，合成後沒有辦法鑑定其療效。恰在這時，他的小兒子得了痢疾，查長生便把自己合成的藥給兒子吃，結果一吃就好。竺可楨聽說此事後，親自跑到查長生家裏，反覆動員，請得查長生上臺爲學生講課。
浙大的費鞏教授頗有才氣，在一次開教務會時，曾當面對竺可楨冷嘲熱諷：“我們的竺校長是學氣象的，只會看天，不會看人。”竺可楨聽後，微笑不語。後來，竺可楨不顧教育部“只有國民黨員才能擔任訓導長”的規定，認爲費鞏“資格極好，於學問、道德、才能爲學生欽仰而能教課”，依然請費鞏做浙江大學訓導處長。1944年3月5日凌晨，政治激進的費鞏前往復旦大學授課，突然在重慶碼頭失蹤。竺可楨知道消息後甚爲吃驚，立即去找陳布雷、朱家驊等人打聽費的下落，還帶領浙大教授聯名致電教育部和蔣介石，要求維護人權。而國民黨特務機關咬定未逮捕費，費的下落始終未明。1950年，竺可楨還上書周恩來，建議查清真相，但由於種種原因，直至文革之後，方纔查證費確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務綁架殺害。
原只想做半年校長的竺可楨，後因抗戰爆發，形勢所迫，義不容辭地將擔子一直挑了下去，率領全校師生四次遷校，堅持辦學，聲譽日隆。1944年，李約瑟教授考察了中國諸多大學後，說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將其譽爲“東方劍橋”。1946年，在經歷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後，浙大在竺可楨帶領下安然回到杭州。學校奇蹟般地從原來的3個學院16個學系發展壯大爲7個學院27個學系，教授由原先的70餘名發展到200餘名，在校學生由原來的500餘人增至2000餘人，成爲中央大學之外當時全國又一所最完整的綜合性大學。
38年零37天的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過
可就在浙大蒸蒸日上時，竺可楨自己卻倍感焦灼。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要求各大學校長、院長加入國民黨，竺可楨是少數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大學校長之一。1949年，竺可楨60歲大壽時，浙大學生自發爲校長舉辦祝壽晚會，並做了一面錦旗，上書“浙大保姆”四個大字，以表對校長的崇敬與感激。然而，竺可楨沒有參加晚會，也沒有接受錦旗。爲了躲避蔣介石要求他去臺灣的命令，他避走上海，以這樣一種不辭而別的方式，離開了他精心耕耘了13年的浙江大學。
最終，竺可楨留在了大陸。除了對國民政府失望外，還有專業上的考慮。“他是搞氣象的，工作的環境不是在實驗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對於大陸，臺
此後，竺可楨還陸續擔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並於196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繁忙的領導工作之餘，竺可楨仍然堅持擠出時間，親自到野外進行實地考察，獲得科學研究第一手資料。
當年，竺可楨聽完胡適說他活不過20歲的話後，心頭一驚，開始默默鍛鍊身體，顯示出其終生個性：表面溫和、靜默，內在執着、剛毅。從他的日記可見一斑。從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總計38年零37天，竺可楨的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過。此外，年輕時，竺可楨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種外語，但解放後，年過六十的竺可楨根據工作需要又開始學習俄語，一直學到終於能夠閱讀俄文資料。此事，也足見他的堅毅個性。能憑空建立中國首個地質學系和氣象研究所，成爲中國地理學和氣象學“雙科宗師”，將浙江大學從中國最敗破的大學建成“東方劍橋”，也都與他的這種個性相關。
1910年，在赴美的輪船上，竺可楨和胡適再次相遇，胡適又說他活不過六十，並打賭：如果活過六十，胡適就在竺可楨的壽宴上磕三個頭;如果竺可楨活得比胡適長，就在他屍體的屁股上踢一腳。沒有人想到的是，1949年之後，兩人卻隔海相望從此陌路，而竺可楨活得竟比胡適長。1962年，時任臺灣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在臺北去世。即使記得曾經的那個賭約，身在大陸的竺可楨也沒有辦法在胡適屍體屁股上踢一腳，他能做的最多是在內心嘆一口氣。這是兩類知識分子的人生，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