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的維新運動
1868年至1873年，明治維新爲日本開了新時代。“維新”一詞取自《詩經》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確，明治維新是以天皇復辟爲名，其實是一次從下而上的奪權，結束了日本德川幕府的“武家”政治。
19世紀中，美國培裏准將(Matthew C. Perry，1794—1858)率領艦隊，進入江戶(東京)，要求日本開國通商。這次事件，爲日本帶來了嚴重的危機意識，其衝擊不下於中國經歷的鴉片戰爭。日本當政的德川政權，無力應付嚴峻的變局，一羣九州長州、薩摩兩處大名(藩侯)的藩士發動政變，以“尊王攘夷”的口號，逼迫德川幕府“奉還大政”，將長期形同傀儡的天皇奉爲實際的君主。新政權採取全盤西化的政策，改變政府制度，編練新式海軍、陸軍，振興企業，將一個仿照中國文化的邊陲國家，一變成爲東方的西洋國家。
二十年後，日本挑戰中國在東方的霸權地位，於1895年擊敗中國新編組的北洋水師，攫取了朝鮮半島與臺灣，並獲得中國的鉅額賠款。日本由此一躍爲殖民帝國，雄張東亞五十年。日本於1905年擊敗俄國，1931年侵略中國的東北，1937年全面侵略中國，1941年底襲擊珍珠港，同時在大陸與海洋作戰，希冀建立一個東亞大帝國。這一夢想，終於在1945 年的“原爆”蘑菇雲下，化爲灰燼!
日本倏興倏亡，是東亞的大劫!但是，19世紀明治維新的成功，曾引發中國的“百日維新”。1898年，清光緒帝在慈禧太后讓他親政之後，援引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百日之內頒佈一連串詔書改動制度，但遭遇守舊人士反對。慈禧太后在袁世凱依附榮祿後，得以運用北洋新軍的力量奪回政權，處死維新志士譚嗣同等六人，把光緒囚禁在瀛臺。短促的“維新”，轉爲悲劇!
中、日兩國的維新政變，有如此不同的結局，常是近代歷史學界探討的課題。先論兩者的相似之處：日本的維新志士是一羣外藩的青年藩士，痛感於外來武力威脅及當時德川政權的無能，聚集於吉田鬆蔭(1830—1859)的門下，研討如何救亡圖存。同樣的情形，一羣遠在南方的青年人，痛感外患日重，清廷應付無力，羣聚於康有爲的萬木草堂，尋求挽回中國敗亡的命運。
日本的九州諸藩，遠離關東的幕府權力中心，但又經由對外貿易獲得利益及有關西洋事務的知識。長崎一埠，長期有荷蘭及西洋商船寄泊，也有西洋人在此居住。源自長崎的“蘭學”，是日本學習西洋事務的來源。九州藩士，實是日本最熟諳當世國際事務的人士。在中國方面，澳門於明代被葡萄牙人借居後，明清兩代的耶穌會會士入華，均由此進出。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割讓香港，使香港成爲英商及其他外商對華貿易的基地。廣州雖偏居南方，但密邇港、澳，於是粵籍人士直接間接最易獲得西洋事務的知識，也最能深刻痛切地感受到危機。廣東雖是中國最富庶省份之一，卻又遠離清廷的權力中心 ，其情勢與日本九州諸藩相似。
明治是從全無實權的天皇，爲維新志士擁戴忽然成爲新政的權力象徵。光緒爲慈禧從醇親王藩邸迎入宮中，繼承皇位，長期在太后垂簾的陰影下成長，一旦親政，銳志改革，希冀中國迅速復興，遂乾綱獨斷，完全信任這一批新進文臣。日本是明揭“尊王攘夷”口號，援春秋大義，確立明治維新的合法性。光緒的皇位，也有其合法性，以致慈禧嘗試廢立，終因東南督撫堅持“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阻止了慈禧的計劃。
戊戌變法與明治維新的差異
以上中日情勢的諸項相同處，確使人詫異，爲何二者一成一敗，竟如此懸殊?而且，其下一步的發展，又使中、日兩國的近代歷史，走上完全不同途徑!此處當試述二者發展過程的差異：
首先，明治與光緒的處境不同。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德川只是篡竊天皇權力的權臣，正主既出現了，德川幕府再難有其合法性。光緒則是慈禧的繼子，親子一倫在倫理差序位階最高，即使是皇帝也得在親子關係上垂手。
其次，德川幕府執政之初，遍植親藩於關東爲武家藩屏，但執政日久，那些大藩坐收戶額租地，耽於逸樂，已失去戰鬥力。德川末代將軍的部下，也已只見宮廷寵臣，不見武勇之士。於是，九州諸藩挾其實力，要求武家奉還大政，德川實已沒有抗拒能力。反之，中國在太平天國之役後，南北諸省都迅速“武化”，尤以 大門的直隸總督，手握重兵，舉足輕重。戊戌維新時，慈禧任命親信榮祿擔任直隸總督，即使譚嗣同當真能夠勸動袁世凱支援光緒，袁軍也沒有抵抗榮祿的勝算。當時東南督撫，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維新外，都不做左右袒。光緒缺少有力奧援，而慈禧則有直督的實力爲後盾，是以光緒處境與明治的形勢相比，可謂主客之勢完全不同。
更須注意者，日本的藩士乃是依附於封建制度的身份，他們都是藩主的武士，平日聚集在藩主的城堡，本身並沒有社會基礎。德川幕府手上曾有過重兵，但執政既久，武士已轉化爲官僚系統中的大小官吏，他們寄生於幕府，卻不能動員社會資源支援武家。德川幕府外無強大親藩的支援，內無有力藩士發動社會力量，其不能自存，已明白可見。普魯士的鄉紳(Junkers)是“在鄉軍人”，身份與中唐以前的府兵相似。這些鄉紳乃是支持重建日耳曼民族主權國家的重要基石。若以日本武士與普魯士鄉紳相比，其最大差別在於武士寄生宮城，不在鄉村掌握地方的實力。
中國明清的縉紳，並不具武士性質，卻是地方社區的精英。他們有一定的領導能力，又憑藉同族、同寅、同事、戚誼等種種關係，編織爲龐大的網絡，大則涵蓋全國，小則籠罩一鄉。縉紳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轉變之際，都有決定性的作用。清代末季，政府執政能力已相當不足，但儒家君臣倫理的強大約束力還在，以致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手握重兵，雄踞東南，還是恪守臣節，解散了湘軍。這種情勢，若不是從下而上的革命，縉紳爲主體成分的官僚體系，殆難與虎謀皮，由內部發動翻天覆地的巨大變革。
戊戌維新代表的理念，在當時還有保守與洋務兩派思維方式作爲選項。保守派，例如倭仁、王先謙等都堅決相信中國傳統方式是“千古不易”的正道，任何學習西洋的改革均是“離經叛道”，不宜施行。洋務派，例如張之洞及大多數的督撫，致力購械設廠，希望中國能夠有堅船利炮，甚至振興實業，希望中國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並不贊成國家制度也轉變爲西洋模式。這兩種主張，在當時是縉紳士大夫的主要思想，持維新改革理念的人反而不佔多數。是以，光緒與康、樑無法轉移龐大的縉紳力量支持維新運動，各省督撫在慈禧反撲時大多不聲援光緒，當是因爲他們大多隻是持洋務派的觀點，還不能接受維新之論。
百日維新的遺產
維新失敗，保守分子借用義和團的“本土運動”，扶清滅洋，惹起八國聯軍。大難之後，不少人思想轉向改革，清廷纔有預備立憲之議，可謂戊戌維新的一段延伸。數年之後，辛亥革命，清廷所謂立憲也成了空話。
從維新到立憲，這次短暫、不全面的清末改革，僅是歷史潮流的漣漪。然而，沈家本(1840—1913)奉命改訂的清律，移植歐洲大陸法系法典，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成文法。中華民國的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大致皆不脫沈家本訂下的範疇。中華民國建立不久後，中國陷入軍閥混戰，全國分崩離析，但排除一些軍閥不法行爲，大致言之，各地訴訟還是遵循這一部新法律。即使在北洋政權的號令不及之處， 大理院的判例也還爲各處法院引用。
清末改革的另一個成果，是制定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輪廓。京師大學堂的學科規劃，是日後各地大學的模式。蔡元培在民國成立後製定的大學制度，基本上只是以此爲基礎，稍做修改而已。
整體來說，清末的維新只是夭折的努力。若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循着所謂“立憲”的途徑發展，其過程當是取決於社會精英層(舊日縉紳及後來的知識分子)，中國後來的走向可能大不相同。歷史已是過去，不必再作懸測。倒是日本的明治維新雖然建立了一個現代化的日本，可是從1925年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日本的右派與少壯軍人狙殺了五位首相中之三人、三位藏相(財政部長)中之二人;另有一位首相的兄弟被誤認而死於狙擊，那位首相僥倖逃過一劫。這些主張和平開放的自由主義政治人物，一個一個倒下，日本軍人遂控制了日本天皇與政權，形成實質的軍閥專政，斬斷了日本正在發展的君主憲政。日本遂中風狂走、武力擴張，終於一步一步走向戰爭，也一步一步走向敗亡。明治維新是由一羣青年藩士推動的，他們的“武士道”本性終於遺留了黷武的行爲基因，以致有此歷史的轉向。中、日兩次維新的歷史因緣，長程短程都可有不同的理解與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