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後，明朝就變成了宋朝嗎?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何其英雄!以布衣之身投入反元洪流，15年而建大明，並將不可一世的蒙元驅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之後，又屢屢派兵北伐蒙古，俘虜蒙元大量皇室成員。自此，有朱元璋在，蒙古不敢南下爭雄。
明朝第3任皇帝朱棣也英雄了得。朱棣時，蒙古已分裂爲3部：韃靼、瓦剌、兀良哈。其中瓦剌、韃靼較爲強大，朱棣5徵蒙古，先敗韃靼，後敗瓦剌，迫使二部府首稱臣，年年進貢，歲歲來朝。
然而到了明朝第6任皇帝——明英宗朱祁鎮時，形勢逆轉。公元1449年6月，明英宗忍受不了瓦剌的屢屢犯邊，今起京城兵馬20萬，御駕親征瓦剌。結果一再遭到慘敗，最後魂斷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英宗被俘，功臣良將皆陣亡，軍隊折損過半，元氣大傷。從此巍巍大明，一蹶不振，羸弱不堪，宛如一向以文弱著稱的宋朝。
的確，土木堡事變後，明朝變成了宋朝!
何以見得?
戰後明朝“文官集團”形成，有如宋朝之“重文輕武”和“士大夫治國”
明英宗率二十萬大軍親征，這二十萬大軍，包含赫赫有名的京軍三大營。何謂京軍三大營，是朱元璋遺留下來的五軍營、三千營，以及朱棣創立並精心訓練的神機營，此乃明朝軍隊的核心與精銳之師，無論裝備水平和士兵素質都是全國最爲優秀的。然而這支“軍隊之花”卻凋謝在了土木堡。
除了軍隊損失，軍官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因爲精銳之師盡出，那麼優秀軍官自然也盡出，這些軍官爲保護皇上，都爲國捐軀了。那麼，留在北京城內的毫無疑問都是文官，幾乎沒有武官，這些保留下來的文官，撐起了“土木堡事變”後的明朝朝廷，逐漸成長爲能夠左右皇帝決策、誤國誤民的“文官集團”。
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文官集團”都誤國誤民，但明朝確實是。文官們都產生於科舉，科舉形成盤根錯節的師生、同學關係，以至於整個朝堂百官不可避免的團體化、宗派化，往往爲了自身利益整體與皇帝抗衡。比如，明朝中後期，明明商業十分發達，文官集團卻制定了不收商業稅的奇怪政策，結果使得商業利潤大都被文官們收入囊中，皇帝一提出收稅，文官們就全體反對。結果，困死了國家財政，窮怕了崇禎，逼反了李自成。
而且，文官指揮軍隊的風氣也由此形成。土木堡之變後，瓦剌首領也先揮兵南下，圍困北京城，于謙成功守衛北京城。于謙是文官，文人指揮軍隊保家衛國的時代又開始了。此種情形，讓我們感覺到，彷彿又回到了宋朝。
宋朝重文輕武，奉行“士大夫治國”，這與明朝在“土木堡之變”後的“文官集團”毫無二致。“士大夫治國”造成北宋文弱形象，最終形成“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黨爭而亡國，這與明朝“文官集團”治國，最終造成東林黨、宦黨、浙黨之間的黨爭而亡國，又何其相似!
戰後明朝北境強敵虎視，疲於應對，猶如宋朝之強幹弱枝，邊境不寧
土木堡之變後，明都北京兵力嚴重不足，不得不調南方軍北上，這就出現了戰略北移。戰略北移後，北方兵力夠了，南方則不足，便造成了東南沿海倭寇的猖獗，東方海疆出現危機，戚繼光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纔算平息海疆。
北方邊境呢?則更不安寧。
“土木堡之變”讓北方遊牧民族一改對明朝的看法, 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臣服明朝，害怕明朝，相反，覺得明朝可以騷擾、可以欺負。
比如蒙古人和女真人。蒙古人在明朝北境侵擾已成習慣，土木堡事變後，更加頻繁。比如公元1550年6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領俺答汗率兵犯我大同，一路進攻至北京附近。嘉靖皇帝無計可施，只好讓步，將俺答汗封爲順義王, 並答應俺答汗與其部衆展開貿易，解決他們所急需的糧食等問題。
女真人開始並不敢開罪明朝，土木堡之變後則經常跟隨蒙古人騷擾明朝邊境，其對明朝政府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輕視和怠慢。最終，女真人發展成了明朝的勁敵，取明朝而代之。這是後話。
輕視明朝的還有朝鮮。朝鮮作爲明朝的附屬國，以前一直是明朝的小弟，在土木堡之變後也瞧不起明朝了。朝鮮世宗李祹在國內持續推行“去漢字化”政策， 雖然受到全國士子的一致反對，但他與他的兒子堅持執行了下去。
此種狀況，與宋朝何異?
回想宋之北部邊境，當初也是政權林立，對宋構成極大威脅。先是遼與西夏交相侵宋;再是金國崛起，南下滅北宋，佔有宋之半壁江山;最後蒙古崛起，於1279年滅南宋。而明朝，土木堡敗於蒙古後，由盛轉衰;薩爾滸之戰敗於後金後，由攻勢轉爲守勢，國力日衰，直到1644年亡於李自成之手。
一言以蔽之，都是解決不了邊患，實力被逐漸消耗掉，最後亡國。
結語：“文官集團作梗”和“邊境不寧”這兩個因素，的確是宋朝與明朝滅亡的共同因素;前者爲內因，後者爲外因，內外因相互作用，形成惡性循環。一個國家最怕的，就是這種內憂外患了。而其實，明朝開始並不是這樣的，“土木堡之變”後才墮入此魔咒中，實在是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