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英宗統治的正統朝，“土木堡之變”堪稱是今人最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兵分三路，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全面進攻。明英宗朱祁鎮僅經過3天準備，就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北征，遭瓦剌軍合圍，被圍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發動總攻，一舉擊破明朝大軍，俘虜明英宗朱祁鎮，成爲明王朝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歷代以來，也多爲後人所感慨哀嘆。論及罪責，也時常歸責爲“王振擅權”“草率出征”，但如果細細審視從明朝宣德時代到正統時代20多年的政局變遷，便可見真相併非如此簡單。
先看“大背景”：第一個要爲土木堡之變“買單”的人，就是永樂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時，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擊韃靼、瓦剌諸部勢力，可謂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後，爲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朱棣?年的三次北征，雖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臺，沒死在明軍手中，最終被瓦剌擊斃，瓦剌也藉此成爲蒙古高原實力最強的一支，其“發家”歷史，實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爲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於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爲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是從朱棣時?開始。
朱祁鎮的父親朱瞻基，同樣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爲特別是土地兼併行爲頗多姑息，不但造成後來牽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的“軍屯”制大受破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監察御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爲奴”的行爲。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佔，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了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佔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
“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衆邊將賦詩說“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沒學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最終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註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摺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麼做爲“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明英宗9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裏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爲“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爲“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爲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爲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后。張太皇太后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爲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面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面?時常當着“三楊”的面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志”，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爲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太皇太后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后當着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覲見，當時歷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后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衆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干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
在這幾年裏，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佔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歎爲“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后面前撿了條命後，王振大爲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后對他仍舊頗爲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爲，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后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里，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里，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后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后也頗感爲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
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后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御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爲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對“三楊”，王振起初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漸漸對他放鬆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裏的“中層幹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蒐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他還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裏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係網。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污”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楊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鎮設宴慶賀，按規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裏發牢騷，朱祁鎮聞知後，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從此一手遮天。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于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熾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衆，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裏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勸朱祁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採辦，即到地方上徵用物品，減免廣西、廣東、江西等地的“貢品”，這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其次，在排除異己的同時，王振也大搞“反腐”，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因爲貪污，多被查辦。再者，他還曾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居樂業。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后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御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爲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對“三楊”，王振起初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漸漸對他放鬆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裏的“中層幹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蒐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他還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裏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係網。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污”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楊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鎮設宴慶賀，按規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裏發牢騷，朱祁鎮聞知後，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從此一手遮天。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于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熾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衆，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裏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勸朱祁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採辦，即到地方上徵用物品，減免廣西、廣東、江西等地的“貢品”，這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其次，在排除異己的同時，王振也大搞“反腐”，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因爲貪污，多被查辦。再者，他還曾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居樂業。
在邊防問題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許多因土地兼併而逃亡的官兵的罪過，允許他們回“老部隊”戴罪立功，使邊關重新召回了數萬老兵。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還命戶部撥出專款，幫助陝西、山西兩省因受災而賣兒女的百姓，贖回被賣子女。至於被王振陷害的“忠良”，雖有于謙、陳敬德、李時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驥這樣的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親信”，儘管有徐佑這樣不學無術的昏官，卻也有王文這樣善於整治貪污的能臣。而從人品上說，王振雖然狹隘，常因對方對自己“態度不好”就大肆報復，但有時候也“知羞”。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戴重枷“罰站”，其學生石大用知道後上書王振，表示願替老師受罰，王振閱後自嘲“我還不如一娃娃”，隨即釋放李時逸。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領，執掌蒙古三部大權的“太師”也先，率三路大軍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戰爭，這場戰場與其說是“明朝與瓦剌的戰爭”，不如說是明王朝與“蒙古部落聯盟”的戰爭。瓦剌的南侵大軍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韃靼兵馬，東攻明朝遼東地區;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領，主要包括瓦剌軍一部以及兀良哈軍，南攻明朝軍事重鎮宣府;最精銳的一路是也先親自統領的中路軍，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銳的王牌，攻擊明朝的軍事重鎮大同。戰端一開，九邊重鎮自朱棣去世後20多年的“和平”被徹底打破，長城沿線烽火綿延，炮聲連天。
說到這場戰爭的原因，許多史料都說是由於“明朝削減蒙古馬價，拒絕蒙古和親”，至於失敗的原因，也往往歸結到王振攛掇朱祁鎮擅自出兵上。其實，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的。先說原因，瓦剌首領也先並非蒙古“黃金家族”出身，能夠征服韃靼並掌控蒙古三部，“反明覆元”一直是其拉攏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對明王朝的“恭順”，以及絡繹不絕的“朝貢貿易”“馬市”，皆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也先征服了韃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亞地區“練兵”後，對明朝的戰爭，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謂“削減馬價”“不嫁公主”，只是爲開戰找的藉口而已.
之所以會選在正統十四年動手，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長年以來也先重金賄賂明朝在朝貢貿易中負責接待的“通事”，探聽明王朝的虛實，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銳多南調福建和雲南後，終下了動兵的決心。至於失敗的原因，一個讓後來文臣們迴避不提的事情是：戰爭爆發以後，明王朝邊關重臣，諸如鎮守宣府的總兵楊洪，大同總督軍務宋英，西寧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議明軍應以“防守反擊”爲主，如楊洪在奏報上所說，明軍應“依堅城憑硬弩火器，避敵鋒芒，以收挫敵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連一氣的“奸臣們”，就是內閣裏曹鼎、張繼，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焚、于謙，皆建議主動出擊，比如鄺焚的奏摺裏建議朝廷“速派大軍征剿”。之後明廷也依其所議，先期派遣駙馬井源率領4萬明軍增援大同。文臣們和王振唯一的區別是：王振主張御駕親征，文臣們主張派能將進剿。“主動出擊”的戰術思路，大家並無分歧。
但事與願違，蒙古三路大軍，阿刺知院連克馬營堡和延慶，逼近宣府，宣府總兵楊洪兵力不足，只能憑城堅守。大同更慘，先派軍?貓兒莊(內蒙古察哈爾旗)阻擊瓦剌，幾乎全軍覆沒，明將吳浩戰死，接着大同總督軍務宋英率大軍與瓦剌戰于山西陽高，再次被擊敗，宋英戰死。大同軍之所以主動出擊，一是朝廷連發嚴旨，二是監軍太監郭敬的催促。唯獨遼東明軍爭氣，明將趙忠率軍在黑山設伏，大破“可汗”脫脫不花的韃靼軍，爲明軍穩住了防線。
前線敗報頻傳，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牽出了一個在土木堡事變前，明王朝君臣們都未意識到的問題：以明王朝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很難戰勝瓦剌的。
瓦剌首領也先之前驕人的戰史，前文已?說過，可稱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亞無敵手。另外一個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對的對手，不僅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聯合的“蒙古部落聯盟”，即使是在朱棣橫掃天下的時代，對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打韃靼或打瓦剌，從未與整個蒙古部落作戰。
此時明英宗君臣面對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滅亡後最強大對手。從明朝方面來說，幾十年“天下承平”，軍隊戰鬥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進行着南平鄧茂七以及掃蕩麓川殘餘叛亂勢力的戰鬥，北方精銳大多被抽調，依託長城穩守纔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佈“親征”，僅經3天時間，七月十七日即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向大同進發。消息傳來舉朝皆驚，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阻攔，遭明英宗呵斥，最終，這支帶着幾十萬大軍，?明王朝整個內閣以及六部大多數官員的“北伐軍”，走上了北征的不歸路。
王振攛掇明英宗親征的原因，當然如史料普遍所說，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王振雖然已經“專權”，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對派”，比如兵部尚書鄺焚，侍郎于謙，吏部尚書王直，這些六部裏的重要部門，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場北征的勝利鞏固自己的權勢纔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鎮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僅23歲，年少氣盛且從小王振就帶他看“禁軍操練”，早就是一個軍事愛好者。此外作爲一個剛過弱冠之年的皇帝，要?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於是和王振“不謀而合”。至於百官的態度，雖然極力反對，但當朱祁鎮下令“反對出征者論罪後”，除了鐵骨錚錚的于謙外，也大都緘默不語了。之後僅準備3天就出徵，如此“犯軍事大忌”的行爲，竟無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輕視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貞在“觀天象”後曾言“北征必敗”，遭到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聳聽”，可見在諸大臣心裏，雖反對北征，但對於勝利，大多數人是不懷疑的。
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鎮親自統帥的“北征軍”出發了，因行前準備倉促，大軍出發僅5天就斷了糧，又逢下雨，從北京到宣府，再從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飢寒交迫，不少明軍士兵凍餓而死，史載“殭屍滿路”。慘狀之下，隨行大臣不斷要求班師，皆遭王振重罰，大軍行至宣化時，已經是“人情洶洶，聲息愈急”。士氣低落下，隨軍文臣紛紛上表，請求大軍回師，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書鄺焚等人在草中罰跪。閣臣曹鼎率衆臣再勸，王振怒火更大，竟將衆臣編入“前鋒營”，意圖打仗的時候讓文臣當炮灰。
這是行軍前期史料的記錄，大體都是說王振淫威，可有幾個疑點卻素來被人忽略：大軍僅準備3天就出發，所需糧草和後勤全無準備，王?不知兵，但曾四徵安南的重臣英國公張輔爲何始終未見諫言。根據有關史料記載，在朱祁鎮登位後，張輔就被解除了權力，原本在朱瞻基時代掛職的“大都督”一職也被解除，只是在國家有戰事時招來商議。此時這位年近古稀的老將，早已是“遇事僅唯唯矣”。臨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後事，甚至擺好了靈堂，可見早?預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書鄺焚的表現也並非全是“剛直”。明朝從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個大型糧倉，儲備着明朝的“作戰軍糧”，這7個大型糧倉皆是由兵部直接調度，但是在北伐期間，7個糧倉居然沒有一顆糧食增援“缺糧”的北征軍，而形成?明對照的是，土木堡慘案後，代理兵部尚書于謙僅用6天時間，便將7個糧倉裏所有糧食盡數運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尋味。而且，隨軍出征的文武官員，可謂精英薈萃，但一路上，除了屢屢勸諫“回師”外，於作戰本身卻沒有提過任何“合理化建議”，王振之惱怒，一來是羣臣的抗爭，二來，也是怒羣臣的這種“非暴力不合作”。
至八月一日，明軍終於抵達前線大同，此時先期派出的駙馬井源的部隊，已經被瓦剌消滅，瓦剌聞明軍大軍已到，已然後撤20裏，企圖誘使明軍出塞追擊以全殲。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此時是戰是撤，?剌內部意見也不統一，一來是此前瓦剌雖節節勝利，但全是野戰，於攻堅戰卻屢屢受挫。二來瓦剌三軍上下斬獲頗豐，士兵都有了歸鄉之心。何況自古遊牧民族騷擾邊境，執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戰略。此時不只瓦剌部將，就連也先的兩個弟弟孛羅帖木兒和伯顏帖木兒也主張儘快撤兵。也先最後的決定是，如果明朝大軍到達大同後並未出塞，而是原地佈防，瓦剌大軍即北撤班師。
偏偏明軍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擊更未固防，而是在到達後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來王振到大同後，親眼看見大同外戰場上的屍骨，可謂殘不忍睹。接着又從大同鎮守太監郭敬處得知戰鬥過程，這位之前從未經歷戰陣的教書先生被徹底嚇破了膽。隨即勸說朱祁鎮班師，早就苦不堪言的羣臣當然一呼百應。瓦剌得知後，起先懷疑明軍有意誘惑瓦剌深入圍殲，也先力排衆議，決定試探性尾隨追擊。
從大同至宣府，再從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從朱元璋時代開始修築的上百個衛所，但是從朱瞻基開始，這些“緩衝地帶”早就被盡數裁撤，以至瓦剌可以“來去自由”。鎮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議明軍從居庸關北返，又派騎兵騷擾瓦剌，起牽制作用，但終是杯水車薪，瓦剌大軍還是跟在了明軍後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邊鎮皆緊守城門，沒有人想到派兵出擊，牽制瓦剌追兵，以掩護明軍撤退。8天后明軍抵達宣府，瓦剌大軍也隨即追到，宣府總兵楊洪“持重”，並未派人阻擊瓦剌軍。成國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嶺阻擊，雖全軍覆沒，但終爲明軍贏得了3天寶貴的撤退時間，可王振卻想回老家蔚州擺擺威風，堅持讓明軍繞遠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擔心明軍到蔚州會踩壞老家的莊稼，連忙又讓部隊又折返跑回居庸關。就這樣一路“繞圈子”，明軍還是星夜兼程，於八月十四日中午抵達了懷來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堅持走一個時辰(兩個小時)，明軍就可安然進入懷來城，這次來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
但意外又發生了，王振因爲運載自己家產的十幾輛車子沒有到，堅持讓部隊停下來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顏帖木兒再次勸說也先停止追擊，因爲明軍一旦撤入懷來，瓦剌不但毫無收穫，更有可能被明軍圍殲。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頭，可偵查騎兵報告，明軍在土木堡紮營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隊快速前進，終於在八月十四日晚抵達土木堡，先佔領西邊河流切斷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產的明軍徹底包圍。這過程裏，兵部尚書鄺焚曾建議明軍火速前行，但內閣大學士曹鼎認爲瓦剌軍還遠，不妨賣個人情給王公公，終陷入了瓦剌的包圍。
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軍集結重兵，向斷水缺糧的明軍發動了總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來疲於奔命的明軍竟然爆發出了強大的戰鬥力，明軍結成軍陣，數次打退瓦剌的進攻。這時張輔終於說話了，他和鄺焚聯合建議，讓明軍集中主力衝出去。朱祁鎮和王振也被說動，正讓張輔擬定作戰計劃，瓦剌突然派使者來“議和”了，大學士曹鼎等人力主談判，經商定，瓦剌撤去對水源的包圍，允許明軍前去取水。飢渴難耐的明軍士兵紛紛離開陣地取水，這時候瓦剌大軍忽至，發動了突襲，一場猝不及防的攻擊後，幾十萬明軍徹底崩潰，大公公王振在亂軍中被踩死，隨軍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傷殆盡，彈盡糧絕的朱祁鎮被瓦剌俘虜，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慘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軍覆滅後，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將楊洪和居庸關守將羅通終於出兵，趁瓦剌撤退後“打掃戰場”，把戰場上遺棄的明軍武器盡數收進了自己的腰包。
敗報傳來，京城上下一片慌亂，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戰”“和”之爭吵做一團，終在兵部代理尚書于謙的主持下，做出了整軍備戰的決定。八月十八日，監國的成王朱祁鈺召開“御前會議”。會議上衆大臣怒斥宦官亂政，當着朱祁鈺的面吵做一團，並在爭吵中爆發了羣毆，當場毆死了王振的親信太監馬順。因衆怒難犯，朱祁鈺當場宣佈王振罪狀，並將王振滿門抄斬。而之前因爲“持重”導致朱祁鎮被俘的宣府總兵楊洪、居庸關總兵羅通、大同參將石亨，統統被赦免。九月，朱祁鈺正式登基，次年改年號爲“景泰”，正在蒙古當囚徒的朱祁鎮被尊爲太上皇。同時大規模的清算行動展開，諸多王振的親信宦官及黨羽紛紛落馬，全權負責北京防務的于謙整肅內部，調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終於十一月在北京保衛戰中擊退瓦剌。從此爲“土木堡慘案”買單的罪過，也僅由王振及其黨羽們承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