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劉允章曾上言，陳述唐後期的弊政，指責仕途太濫;範祖禹也認爲唐末仕途太濫，實系當時一大弊端，其禍不在割據之藩鎮和專權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頓吏治就必須追根溯源，找出腐敗的根由，然後施以救治之方。會昌年間，對選拔官吏進行了較爲嚴格的控制，企圖從官吏來源入手，加強官僚隊伍建設。爲此，李德裕主要採取了以下對策，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首先是嚴格進士覆試製度，提高銓選質量，選拔真才實學。進士科是唐代選拔官吏的一個重要門徑，曾起過非常積極的作用，但隨時間的流轉，“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趨明顯。
有鑑於此，會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禮部所放進士及第人數，自今已後，但據才堪即與，不要限人數，每年止於二十五人”，這樣做，雖難免依權弄法，徇私舞弊現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選拔真才實學確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即此謂也。
又如，會昌四年(844年)，王起知貢舉，放及第二十五人，續奏五人才堪及第，結果由於覆試，只錄取一人;會昌五年(845年)二月，諫議大夫陳商知貢舉，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試，結果覆落七人。這樣嚴格選舉，自然有助於官僚隊伍素質的改善。
其次是對新科進士的實授，作了較爲嚴格的規定，會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準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進士初合格，並令授諸州府參軍，及緊縣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蓋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諳詳。近者諸州長史，漸不遵承。雖注縣寮，多糜使職。苟從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寢成，供費不少。會昌二年(842年)選格，改更新條，許本郡奏官，便當府充職一人，從事兩請，料錢虛佔。吏曹正員，不親本任公事，其進士宜至合選舉，許諸道依資奏授，試官充職，如奏授州縣官，即不在兼職之限。”
按，進士中舉以前，由於經年苦讀，無暇過問閭里疾苦，故對民情並不諳熟，像從前那樣輒及第即除授正職，就難免出現“苟從知己，不念蒸民”的情況。當然，這不是舉子們的責任，因爲他們沒有門蔭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經年纔有躋身仕途的機會，他們的不諳民情，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乃是社會制度造成。
針對這個實情，規定須經兩考，方可實授，則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說的弊端。另外，從敕文中可以看出，對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關於這一點尚有更爲詳備的規定，“近日諸道奏官，其數至廣，非惟有侵選部，實亦頗啓幸門。向後淮南、兩浙、宣、鄂、洪、潭、荊、襄等道，並不得奏請。其三川邊鎮、河南北地遠官，無選人肯去，闕員稍多處，即任量切奏請，仍每道一歲不得過七員”。諸道奏授官過多，不僅造成“料錢虛佔”，“供費不少”，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負擔，同時也“頗啓幸門”，使得恩非出於朝廷，權則歸於私門，容易形成地方集團勢力，影響朝廷威信。對此加以限制，不僅可以避免上述情況，也可以增強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對策之二是，對官宦的門蔭特權進行了限制，並嚴格控制官員的兼職範圍，防止墮政害民，提高官吏隊伍的素質。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過科考以外，利用門蔭特權入仕者，其數亦不在少。科舉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較門蔭取仕，則其優點十分顯明，因爲凡參加科選者，必然要經過多年寒窗苦讀，不似有門蔭特權的子弟，可以不學無術而憑父祖的功勳勞績，直接獲得祿位。
會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其中雲：“今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今日已後，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並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級，榮蔭子孫，蓋寵勞能，著存令式。近者漸寡廉樸，多補名身。不獨假蔭近房，兼有規求厚利。選曹既闕磨勘，長吏不聞糾繩。此弊公行，吏途太濫，自今後並須準格用蔭，人數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臺嚴加寬察。據其選授官列本道本州，須審磨勘，稍疑渝濫，及察知冒賣資蔭，便收禁牒報有司。”從中可知，門蔭特權，尤其是濫用、冒用門蔭特權，已成爲中晚唐社會一大弊病，因爲那些豪門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學，未詳典法，頗有愆違”，不僅造成“吏途太濫”，而且還由於“一身屬太常金吾，一門盡免雜差役”，使許多人得免差役賦稅，這樣勢必影響政丵府的財政收入。
因此對門蔭特權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隊伍的素質，還可以擴大國家的財源，增加國家控制的編戶齊民，會昌時期人口有顯著的增長，恐怕與限制官宦的蔭庇權，使許多人口重入國家戶籍，也不無關係。因此，可以說，會昌年間明令限制門蔭特權，規定必須嚴格執行用蔭標準，對於避免或減少“其中亦有影庇，真僞難分”，肅淨官吏隊伍有着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