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爲了緩和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馮太后孝文帝先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統稱爲孝文帝改革。孝文帝所推行的漢化改革措施有利於緩和階級矛盾，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不很受人關注但卻意義重大而且特別耐人尋味的王朝-北魏。它在五胡十六國的大混戰之中神祕地崛起，沿着盛樂一平城一洛陽三級跳的軌跡，在歷史上劃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線，在漢唐兩座中國封建文明高峯之間的漫長低迷歲月中，在北魏一朝實現了由弱勢到強勢，由分裂到統一，由胡族到漢化三大關鍵性轉折，逐漸使北方各族融合進了中華文明之中，開啓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門。
但另一方面北魏統治階層的殘暴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北魏宮廷留下的不解之謎的數量，在中國曆代王朝之中是首屈一-指的，或者可以說，北魏的歷史就是由一個又一個或長或短的不解之謎串聯起來的。在北魏歷史上，魏孝文帝拓拔宏無疑是最出彩、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的改革的功過在引起了一千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民族和文化命運的深層思考。
魏孝文帝拓跋宏，中國北魏皇帝。孝文帝5歲繼位，23歲親政，他的一生與一位女人關係密切，就是他名分上的祖母-文明太后馮氏。馮氏以一位被滅國的王室後裔身份進入北魏宮廷，在宮廷內外的刀光劍影中一步步往上攀登，剷除了諸多政敵，包括孝文帝的父親--獻文帝拓跋弘。
魏孝文帝的性格愛好帶有馮太后的諸般烙印，以至有史學家認爲他可能是馮太后同某個漢族近臣的私生子。馮太后不但是一個宮廷鬥爭的高手，也是一個有遠見卓識的統治者。在她執政期間，進行了四大改革，全面改造了北魏帝國。由於這些改革是在孝文帝的紀年中進行的，歷史上常常將之歸於孝文帝名下，當然，孝文帝親政後對這些改革也進行了很好的鞏固。
首先是官制改革。北魏前期的官制很不成熟，官吏沒有固定的工資，因此被默許對管轄下的人民進行搜刮。地方官不論政績如何，一律任滿6年。馮太后時期，實行了改革，發給官吏固定的薪俸，同時大力加強打擊貪污腐敗，以“治績"作爲任期長短的依據。孝文帝親政之後，繼續加強肅清吏治。爲了增加國家賦稅收入,必須儘可能搜刮被隱匿的民戶，按照李衝的建議實行了“三長制”，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 -里長，五里設一黨長，加強了國家對民戶的控制。
而影響範圍更大，程度更深的改革是“均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十分有名，對隋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成年男女獲得一定數額的桑田和露田。露田年老必須還官，不得買賣，桑田不須還官，超過定額的可以買賣。耕牛也可受田。地方官員按品級授給“公田”。在當時荒地多，自耕農少的情況下，均田制不但可增加自耕農數量，改善農民處境，增加國家賦稅收入，還促成了大規模的墾荒運動。
在實行均田令的同時，還實行了與均田令相適應的新的租調製度，以小家庭爲基本納租單位，奴婢、耕牛受田雖不少，但納稅很輕，這有利於大地主。490年，馮太后死，孝文帝開始親政。他鞏固了馮太后留下的改革成果，並將改革推向了高潮。遷都和漢化改革，使他名垂千古。孝文帝決心做--箇中原的統治者，狹小而僻處北邊的平城已裝不下他的雄心。
孝文帝遷都洛陽的決心早已定下，但在當時只能爭取到一半的朝臣支持。爲了南遷洛陽，他可謂煞費苦心。他假稱南征南齊，當20萬大軍到達洛陽之後，便以遷都洛陽作爲條件以壓服那些勸阻他勞師遠征的大臣們。終於在496年，正式遷都洛陽。
遷都之後，魏孝文帝的改革便進入了最徹底、最深刻也最受爭議的部分一全盤漢化。漢化改革包括改穿漢服，改說漢話，改姓漢姓，鼓勵胡漢通婚等方面，其全面徹底在歷史上無與倫比。穿鮮卑服、說鮮卑話被嚴厲的措施禁止，原來的鮮卑貴族大姓全部改爲漢族姓氏，包括他自己的姓氏都由“拓跋”改爲“元”。
孝文帝除自己娶漢女爲后妃外，還親自安排親族重臣娶漢族士人之女爲妻。孝文帝還引進了早已腐朽的士族門]閥制度，規定了鮮卑族八個高門大姓，互相通婚,子弟世代任高官，原來鮮卑族以軍功封官晉爵的傳統被廢止了。此舉阻礙了寒族人才的升遷，但要使鮮卑族同漢族完全融合，這是必然的一步。
遷都和漢化改革遭到部分頑固的鮮卑貴族的激烈反對，他們擡出了太子元徇作代表向孝文帝發難。元徇策劃北歸不成被廢，後來被孝文帝賜死，頑固派隨後企圖發動的政變也被鎮壓。魏孝文帝以南征爲藉口遷都，而遷都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更有效地發動南征。孝文帝晚年對南齊發動了數次戰爭，但進展不大。公元499年，他在取得馬圈城一役的勝利後，病逝於北歸途中。操勞過度的魏孝文帝，在33歲時提前耗盡了一生的精力 。
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以征服者的姿態堅挺了近百年,而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僅過了30多年就在內憂外患中瓦解了。有人以此來非議其改革。但統治階級的腐化畢竟不能掩蓋社會大發展的事實。正是在改革後，中原出現了耕地人口猛增、經濟文化商業繁榮的盛況。
北魏亡後，後繼的北周、北齊政權雖然都曾實行過表面上的鮮卑化政策，但整體的漢化趨勢已不可逆轉。特別是北周，已處在民族差別完全消失的邊緣。此後，亦漢亦胡的隋唐兩代皇室相繼統治中國，歷時三個世紀的民族大融合進程最終完成。正是魏孝文帝打開了通向隋唐盛世的大門。
自秦始皇一統以來，中國唯一一次有可能出現南北遠久性分裂的時期就是南北朝時代，南北不但地理阻隔、統治民族不同，甚至在風俗思想等方面也一度走得越來越遠。但魏孝文帝消彌了這一切，漢化之後，南北政權之間只剩下地理的阻隔，統一又成爲歷史的必然。但魏孝文帝的"“全盤漢化"使一個古老而且人數衆多的民族-鮮卑族，作爲一個獨特的文化整體，在近百年後消亡了。對魏孝文帝改革的文化學方面的爭論，不會影響他作爲一個改變了人類文明分佈面貌的名君載入史冊。
爲什麼元清統治者沒像北魏那樣推行全盤漢化政策?
在任何實幹家眼裏 孝文帝改革都是教訓而不是成功經驗
後來的朝代都會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有時候就是矯枉過正，也有其設立之初的緣由。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實際上摧毀了北魏帝國的根基，自然會被後來者引以爲鑑。孝文帝改革在儒家士大夫的世界觀裏，是非常政治正確的選擇。“天命所授”的有爲之君，順應天時來統治大地。一定會尊重儒家傳統，進行了大量儒家式的改革。但如果以大部分鮮卑人的視角來看，這其實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孝文帝的遷都與改革 其實是鮮卑人的災難開始
因爲孝文帝的改革本身並不在乎什麼漢化與否，只是希望將貴胄和儘可能多的精英都彙集到皇帝個人麾下。那種舊式的貴族式共治局面，是必須被磨平消除的“落後傳統”。因而要將首都從毗鄰六鎮主力的平城，一直搬到南方的洛陽，並進行大規模的強制漢語教育。可以說在根本上就是，君主藉助儒家之手，完成個人權利的獨裁進程。
如果當時的儒家，依然是先秦時期的周禮分封提倡者。那麼孝文帝根本不會尊崇儒家，找個類似法家的學說來爲自己代言即可。要是發現事情不可調和，完全可能對儒生直接開刀。但儒家本身在漢武帝時期，已經由董仲舒一派改造爲君權的最有力鼓吹者，在政治投機方面佔得先機。
孝文帝改革的成果就是毀滅帝國的六鎮兵變
孝文帝改革的反作用也是立竿見影。孝文帝死後不久，鮮卑就因爲洛陽與北方貴族間的矛盾，爆發了六鎮兵變。接着纔有爾朱榮這樣的權臣出現，大量殺死南方的漢化鮮卑貴族。六鎮被鎮壓和北魏皇族的被集中清洗，也預示着北魏帝國分崩離析的開始。
這種因素在後來的蒙古人身上也曾經出現過，但程度遠遠不及過去的鮮卑王朝。因爲蒙古人在徹底征服東亞的儒家世界之前，已經大量接觸了中亞和西域的文明成果。他們的貴族已經分別篤信了佛教、摩尼教、伊斯蘭和基督教等文化。在政治習慣更加多元實用的他們，因爲漢化契丹人的勸誡，纔對儒生高看一眼。但儒生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佔據主導優勢。
蒙古人在一統東亞之前 已經見識了更多其他文明成果
所以蒙古人一直在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劃出了直屬區域和藩屬領地。治下的民族無論出生、文化和語言習慣，都可以被納入這個體系。類似的情況就像是泉州的色目海商集團、西南的苗人土司與被保留下來的大理王室。當然，還有蒙古人自己分封到各地的貴族與軍戶後裔。這些複雜的封建成分，都讓儒生無法牢牢控制蒙元帝國的思維中樞。
當然，蒙古人後來也接納了漢人丞相的儒家式治國理念。他們在漢官的建議下發行更多紙幣，開挖今天的京杭大運河。但這些都是爲了解決某個特定問題而進行的權宜之計。儒生離開元朝境內，而跑去金帳、伊爾或察合臺等汗國，根本不可能獲得這樣的機會和地位。
出了東亞的吏制地區 儒生的那套學說就很難獲得優勢
至於最後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情況又與蒙古人有很大不同。一方面，八旗制度的規模和控制力上，強過了大部分時候蒙古大汗對治下部落的掌控。另一方面，就是更加偏僻的地域出生，讓滿洲人只有通過大量學習和引入儒家文明的習慣法，才能去理解更高層次的文明和組織形式。
所以清軍在入關前就已經有了大量的漢官，在數量與重要性方面，已經可以比肩舊的滿洲貴族。入關後的清朝皇帝，也都需要接受儒家師傅的帝王教育，將自己包裝成儒家文明的保護人。
不同的發家軌跡讓滿清在一開始就比蒙古人更親近儒家
但爲了防止鮮卑悲劇的出現，清朝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將入關八旗的身份屬性做了制度上的固化。這樣，儘管很多人後來都可能都不太會說滿語，但依然在行政管理上是一個特殊的羣體。外人想要加入這個羣體，大都無法通過科舉考試或熟讀聖賢書來完成。即便是有特殊功績而被皇帝賞賜擡籍，也無法撼動八旗內部的多元成分。因爲他們可能在加入旗人行列後，發現自己不僅是在面對滿洲的舊貴族。還有很多早期投靠的漢軍大老粗、蒙古部落的王爺，以及在雅克薩戰役後自願留在東方的哥薩克俘虜。
一直到乾隆皇帝的時代，他都注意到八旗制度已經不足以保持滿人的武力優勢，很快會有形同虛設的危險。於是，他下令將大量成色不足的八旗人口，又請了旗人的隊伍。當然，我們現在都知道他這樣的做法，實際上還是屁用都沒有一個。但從中你就可以看出，清朝統治者對於融合問題是非常謹慎的。
作爲一個所有人都有機會加入的集團 儒生在八旗內部無法獲得優勢
最後，在東亞的各帝國曆史上，還有一種很少被人提及的統治模式。這就是遼國實行的五京制度。居於最高統治地位的契丹人，在對控制區域的各地方而言，更像是一種共主身份。與契丹人有密切聯盟關係的還包括了奚人和渤海人。西部的蒙古人和南方漢人，也在自己的內部享有自治。至於在帝國內的權力大小，則根據入夥時間的長短而定。
遼國的五金制 很好的平衡了各地本土勢力
遼國的這種制度，在其被女真人最終滅亡前，一直都有着良好的運作。哪怕是在其基本覆滅後，還有幽州等地的漢人貴族不服北宋統治，選擇歸附金國。草原上的大量蒙古和突厥部落，也願意繼續跟隨耶律大石作戰。只是因爲遼國不是引人矚目的大一統王朝，所以其政治成就也鮮有人問津。
遼國的平衡制度 給了他們超乎宋人想象的生命力
所以，孝文帝的強行全盤漢化，實際上是給後來人一個非常醒目的警示。後來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滿人，無論出生如何，發家軌跡如何，都針對孝文帝的自毀策略做了修正。從這點而言，很多人對於孝文帝的吹捧，完全是脫離了歷史實際。只有虛無縹緲的讚揚和不切實際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