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經過十年的嘔心瀝血，張居正改革一舉扭轉了嘉靖、隆慶時期政治腐敗、武備廢弛、財政匱乏的局面，使得步入末期的大明一度出現了中興的景象。然而，本該讓大明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的張居正改革，爲何卻成了迴光返照?張居正改革給明末時期造成了哪些不利的影響?
嘉靖、隆慶之時，大明的危機已經遍佈方方面面。政治上，官員冗濫、吏治敗壞;經濟上，府庫空虛、財政困難;軍事上，武備廢弛，邊患愈演愈烈。此時的大明一隻腳已經踏入了深淵。面對如此嚴重的危機，大明帝國的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呼籲進行改革，嘉靖、隆慶之際擔任內閣首輔的徐階和高拱已經着手進行了某些局部改革。
這種情況下，張居正改革實際上是順應這種潮流的推波助瀾，所以張居正改革一開始就獲得了大明帝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一致支持。張居正改革進行了十年，取得的成效相當卓著，官吏們在考成法的約束下再度令大明帝國的行政機構開始了高效運轉、財政上得益於一條鞭法的推行竟然積攢下了足夠十年支用的錢糧、武備和邊防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可以好不誇張的說，張居正僅憑着一己之力就將大明帝國踏入深淵的那隻腳給拉了回來。如果在此後，整個大明帝國都能安心的順着張居正改革的方向一路前行，定然能夠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然而，被張居正強行拉回了一隻腳的大明帝國上下不僅沒有對張居正心生感激，反而十分生氣的責備張居正：“你拉疼我了!”看來農夫與蛇這個寓言故事之所以能流傳千年，不是因爲人們從中吸取了教訓，而是因爲農夫和蛇一直都有。
第一個站出來喊疼的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他認爲張居正改革中的考成法壓制了至高無上的皇權，於是他決定對張居正“反咬一口”。萬曆十一年，距離張居正去世僅僅一年零四個月，剛剛親政的皇帝朱翊鈞以“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的罪名，下令革去張居正的官職、封賞和贈蔭，並查抄家產。
其實張居正推行考成法的本意是想通過“內閣監管六部、六科和都察院，六部、六科和都察院監管其它各級行政機構”的辦法來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但是他忽略了大明帝國皇權、閣權和部權三位一體的權力平衡結構，三者之間的平衡關係是維持大明帝國政局平穩的基礎，而張居正卻不管不顧的一把將這種平衡給打破。
平衡被打破後，張居正擔任首輔的內閣不僅權力獲得了極大的提高，也同時成爲了改革的唯一中樞。接下來改革是能順利推行了，可皇權與部權卻受到了閣權的壓制。對此，萬曆皇帝朱翊鈞自然是相當憤怒，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前文張居正去世後被治罪的那一幕。
有了皇帝第一個站出來喊疼，官吏們和百姓們肯定也會羣起效尤，官吏們認爲張居正改革中的一條鞭法損害了自己的利益，百姓們認爲自己根本沒有在一條鞭法中獲得多少好處。當大明帝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紛紛站出來喊疼了之後，他們也得到了一個共同的結論——張居正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
既然張居正壞的很，那該怎麼辦呢?他們共同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深淵，然後一致決定將張居正改革踹下深淵。但是他們同樣也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張居正改革早已跟大明帝國上下通過一根繩索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了，一旦張居正改革被踹下深淵，他們也將跟着墜入深淵。
張居正改革是大明帝國由亂到治、由衰到興的最後一次契機，它本該讓大明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沒想到卻硬生生的被弄成了迴光返照。
多年後的崇禎十三年，面對在內憂外患中極速墜入深淵的大明帝國，皇帝朱由檢發出了“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的悲嘆，可是世間再無張居正!
張居正改革給明末時期造成了哪些不利的影響?
一、內閣受到打壓
張居正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推行考成法，而考成法的第一步則是對明代頂層行政結構的重建。在明代原本的頂層行政結構中，內閣實際上僅承擔了宰相的部分職能，它對上輔佐皇帝理政，對下協調六部。
可當時皇帝朱翊鈞只有十歲，即使有了張居正的輔佐，他也無法成爲改革的最高決策者，並且張居正還認爲內閣對六部僅有協調之權，無法從根本上保證改革的順利推進。所以，在完成重建的頂層行政結構中，內閣首輔張居正取代了皇帝成爲改革的最高決策者，而六部也相應的成了內閣的下屬行政機構。
這種情況下，大明到底是姓朱還是姓張就成了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張居正去世後不久，時年二十一歲正值血氣方剛的皇帝朱翊鈞頓時就被這個問題氣的暴跳如雷：“好你個張居正，我支持你改革是讓你挽救我大明江山社稷的，不是讓你來替我當皇帝的。”就這樣，考成法成了皇帝朱翊鈞眼中最大的弊端，於是他立即下詔廢止了考成法。
不僅如此，爲了防止內閣中再度出現類似張居正的人物，從朱翊鈞開始，明末時期的歷代皇帝都大力打壓內閣，尤其是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之初竟然通過抓鬮的方式選閣臣，內閣變成了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
在我個人看來，崇禎朝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內閣職能的缺失：儘管皇帝朱由檢十分勤政，但由於缺失了內閣的輔佐，導致他很難抓住重點;儘管六部不乏人才，但由於缺失了內閣的協調，導致他們本該投入到內憂外患中的精力卻浪費在了內耗中。
其實魏忠賢能挽救大明的根本原因也正在於此，明熹宗朱由校把得罪人的活和雜活統統交給了魏忠賢，自己只專心處理國家大事，並且在魏忠賢的彈壓下，六部也不至於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內耗中。所以說，張居正改革對明末時期造成的第一個不利影響就在於考成法引起了皇帝對內閣的打壓。
二、宦官集團乘機崛起
在皇帝打壓內閣的同時，六部爲了恢復跟內閣平起平坐的地位也開始了同內閣的爭鬥。隨着閣部之爭的日趨激烈，宦官集團乘機崛起，而宦官集團的崛起不僅直接促成了魏忠賢柄政局面的形成，還使得明末時期的朝堂紛爭更加的激烈和複雜。所以說，張居正改革對明末時期造成的第二個不利影響就在於宦官集團乘機崛起。
三、黨爭的全面爆發
面對由皇帝、內閣、六部和宦官之間相互爭鬥所造成的嚴酷政治環境，那些失意的中下級官僚和士子們只能通過結成大大小小的學社來抱團取暖。當這些學社被不同的政治抱負和利益訴求整合成若干個更大的政治勢力時，明末時期的黨爭就會全面爆發。
與此同時，那些在張居正改革中利益受到損失的階層也紛紛通過結黨來保全自己的利益，比如說齊、楚、浙等黨保全的是大地主、大官僚階層的利益，東林黨保全的是中小地主和官僚階層的利益，他們之間爲了爭權奪利進行了長時間的爭鬥。
這樣一來，明末時期黨爭的激烈性和複雜性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引發的惡果就是朝堂上的混亂、無度和戰爭上的連連失利。所以說，張居正改革對明末時期造成的第三個不利影響就是促成了黨爭的全面爆發。
張居正改革之所以會對明末時期產生這些不利影響，其根本原因並非是改革措施上的缺陷，而是由於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人或勢力的短視所致。如果他們能看得長遠一些，不僅他們能獲得更大的利益，大明也能重獲新生。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他們的短視使得大明和他們一起墜入了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