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1)指導思想推行多元化
指導思想多元化，實質上是指蘇聯共產黨不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黨的指導思想，不再把共產主義作爲蘇聯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否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用別的思想或主義作指導。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後推行的一套理論。
(2)政治上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
政治上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是戈爾巴喬夫全盤西化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以所謂多黨制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以議會制度取代蘇維埃制度。
因爲無產階級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權益，如果實行多黨制，無疑意味着承認無產階級的分裂。其結果同樣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瓦解。
(3)經濟上推行私有化
蘇聯經濟改革的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和改革開放一樣推行私有化，要從根本上改變當時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當然，在改革的頭幾年，並沒有明確提出推行私有化。但隨着改革政策的失誤，經濟危機的加深，蘇聯領導人不僅沒有正確地總結教訓，反而把經濟搞不好的原因，除歸咎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上層建築外，還歸咎於社會主義公有制。因而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經濟改革思路，其基本出發點是：認爲現在國家集中的資產過多，人民同國有制關係疏遠，職工沒有主人翁感和積極性，因而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所以要實行國有資產分散化和國營企業私有化，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混合經濟”的道路。
(4)軍隊建設上推行非黨化、非政治化
軍隊“非黨化”和“非政治化”是戈爾巴喬夫推行全盤西化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爲俄羅斯民主和反政變奠定了基礎。
影響
近年來，國內理論界對於蘇共蛻變和蘇聯演變的原因的分析已經積累了不少深刻而有價值的成果。一些專家明確指出，正是戈爾巴喬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棄、路線道路上的背離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導致蘇共垮臺和蘇聯劇變。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短短6年的之後，曾經執政64年之久的蘇聯共產黨丟掉政權，統一的蘇聯多民族國家分崩離析，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
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後便發誓要徹底摧毀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改變社會的方向。戈爾巴喬夫自稱，他早就不相信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後便企圖用“西歐式的社會民主思想”來改造蘇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在背棄馬克思主義、背離社會主義、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線上走得更遠。雅科夫列夫肆意詆譭蘇聯歷史和蘇聯制度，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卻讚不絕口、頂禮膜拜，並利用自己在黨內的特殊身份在蘇共內部興風作浪。
雅科夫列夫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後便提出應當考慮將蘇聯共產黨“一分爲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書戈爾巴喬夫，提出實行民主化、公開性、多黨制和總統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議。原蘇聯科學院美國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長、上世紀60年代以後曾擔任蘇共幾任總書記政治顧問的阿爾巴托夫院士證實，蘇共最高領導人在一個小圈子裏討論過這一建議。阿爾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認爲建議是可行的，“黨可以分裂成兩個或三個，包括一個強大的社會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後期，蘇共最高領導層就已冒出分裂的念頭，蘇共滅亡、改革失敗的命運早已註定。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蘇共一小撮高層人物背棄、背離、背叛路線的慫恿和帶動下，蘇聯思想理論和文化輿論界霎時間也變得波濤洶涌、濁浪滔天。借民主化、公開化之際，清算蘇共歷史、抹黑蘇聯制度的言論和文藝作品不斷在傳媒上出現。蘇聯的知識分子思想進一步激化，多數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轉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
戈爾巴喬夫上臺兩年後，蘇聯社會思想輿論徹底轉向，蘇共在改革模式、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上迅速“右傾”，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危在旦夕。蘇共先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後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倡導“西歐共產主義”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選擇上，蘇共先是學習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經驗，轉而提倡北歐國家模式。戈爾巴喬夫後期，蘇共領導對瑞典的“福利社會模式”極爲推崇，主管意識形態的蘇共高層幹部紛紛前去訪問、取經。但是很快人們便發現，1989~1990年間，“社會主義”已經在蘇聯失去吸引力。即使戈爾巴喬夫給“社會主義”加上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綴也是徒勞。
蘇共領導層在思想路線上的動搖在思想輿論界造成了嚴重混亂，加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遲遲不見成效，一些激進勢力乘機奪取話語權。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自由激進派代表人物、歷史學家尤·阿法納西耶夫宣稱：“這種體制不應當修補!它有三大支柱：蘇聯作爲一箇中央集權的、自治化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的國家的帝國主義本質;非市場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壟斷。應當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這三根支柱”。
1989年，一些東歐國家風波驟起，蘇共和蘇聯社會內部的激進派受到了強烈的啓發。“向西方資本主義看齊”的口號極爲誘人，反社會主義的旗幟深得人心。1990年前後，社會思潮進一步激進化。轉向西方、拋棄社會主義的思潮在蘇聯社會達到高潮。
1990年舉行的第28次代表大會上，蘇共綱領性的聲明和章程中已經表明，其目標是在國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顯然，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已經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原則，企圖試穿西方社會黨的外衣，思想開始迷亂，組織上自掘墳墓，喪失了改革的主動權、失去了社會控制力。
上世紀末，葉利欽一度作爲蘇共內部政治上的反對派出現。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葉利欽等人仍宣稱忠於“社會主義”。出於政治上的考慮，那時他們也不時要附和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社會主義”學說，號稱信仰民主社會主義、信仰以“趨同論”爲基礎的“普遍價值觀”。
但是，隨着葉利欽當選爲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逐漸掌握政治大權，他便公開與蘇共徹底決裂。葉利欽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勢力開始拋棄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政治上轉向反共、反社會主義立場，思想上宣誓忠於西方教科書上的“純自由主義和純資本主義”。
1990年底以後，葉利欽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制度、否定蘇共的同時，毫不掩飾地表達對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以葉利欽爲代表的自由派勢力，主張蘇聯應利用大好的歷史時機，參照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對舊制度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主張要全面學習和照搬以美國爲代表的大西洋資本主義文明，移植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模式，走一條徹底的西方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使俄羅斯儘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葉利欽首次訪問美國。他在紐約一所大學的演說中宣稱：“俄羅斯已經做出了自己最終的選擇。俄羅斯不會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會走共產主義道路，它將走美利堅合衆國及其他西方文明國家走過的那條文明之路。”
戈爾巴喬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沒能提高官僚機構的效率，沒能推進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會形勢持續惡化，政局動盪不安，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最終導致蘇共瓦解、蘇聯解體。葉利欽時期的政治現實表明，從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羅斯並未開花結果：超級總統制專權，三權分立名不副實;憲法爲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規定與政治現實相差甚遠;多黨傾軋、黑金政治橫行;財閥當道、操縱媒體，家族、寡頭政治盛行;貪污腐敗蔓延，黑手黨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動盪，政局不穩。
90年代中後期，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民衆否定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所選擇的政治道路。社會輿論調查結果顯示，俄羅斯居民中承認“俄羅斯是民主社會”的比例越來越小。連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民主化進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羅斯當權派篡奪，俄羅斯當權者“損害人權、壓制民主”。
90年代中期以後，俄羅斯居民對這種“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的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厭倦。如今在俄羅斯社會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環早已變得黯淡。
2005年，普京總統在國情諮文中強調，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這對於絕大多數俄羅斯人民來說是一場真正的悲劇……許多人失去了信仰和價值追求。針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民主化”，普京2002年1月中旬曾指出，(俄羅斯)過去的那種“民主秩序”只是對極少數寡頭有利……經歷了 10多年激烈的變革，俄羅斯社會還處在“過渡階段”。普京強調，上世紀90年代初期俄羅斯建立的民主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 的，那種所謂的自由只是極少數掌握金錢和財富上層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羅斯政界和學界在反思民主化的過程中指出，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提倡和發起的“民主化、公開性和新思維”運動，是出於對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將“民主化”當作政治奪權、推動民族分裂和搞垮蘇共的工具和手段。他們認爲，1985~1999年這15年是俄羅斯災難性的15年，是政治混亂和社會倒退的15年。他們認爲，上世紀末期，西方戰略家有意識地向蘇聯等國輸出“軟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卻爲自己保留了極端保守和富有進攻性的“保守主義”思想，其目的與其說是爲了蘇聯的民主化，不如說是爲了搞垮蘇聯。而戈爾巴喬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進口西方的“民主價值”，導致“民主、自由”氾濫，國家解體，人民喪失了尊嚴。如今，西方某些國家仍然在民主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關係親疏來劃分所謂“民主陣營”，其目的是進一步打壓俄羅斯，更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
事實表明，戈爾巴喬夫引領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和之後葉利欽宣稱的“自由民主主義”道路不僅沒能行得通，反而將蘇聯、俄羅斯先後引向一條絕路和迷途。經歷了10多年的左右搖擺和反覆，俄羅斯社會逐漸認識到：一是社會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東西是萬萬不能動的，有些事情是萬萬不能做的;二是借鑑他人經驗是必要的，但決不能全盤照搬。有些東西對於他人是美酒，但對於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藥。
“當我離開克里姆林宮時，上百的記者們以爲我會哭泣。我沒有哭，因爲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達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來說，其目的不是保衛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推進國家的進步和民主。”———戈爾巴喬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