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是唐代著名的理財專家，劉晏爲挽國家之傾危，解人民於倒懸，身體力行，嘔心瀝血，幾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在任職期間實施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措施，爲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是大唐王朝經濟戰線上不折不扣的英雄。
《三字經》中有“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之語。此劉晏，即爲今天要講的主角。劉晏因年少聰慧被寫進《三字經》，但其之所以被歷史銘記，則是因爲他對大唐王朝做出的重要的貢獻。
劉晏一生經歷了唐玄宗、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長期擔任財務相關要職。尤其安史之亂後，國家凋敝、國庫空虛，劉晏以其卓越的能力在經濟這條戰線上打了一場漂亮的攻堅戰。
“要想富，先修路。”老祖宗說的這句話，從古至今未曾有變。這可不僅僅是把老鄉家裏滯銷的那點蘋果運出來那麼簡單，而是——更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唐朝時的漕運主要是水路交通。然而經過安史之亂，漕運廢弛阻塞，關中糧食緊缺，導致糧價飛漲、饑荒四伏。老百姓吃不上飯，可是要亂的。於是重任落在了劉晏肩上。
764年，唐代宗任命劉晏接辦漕運。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疏浚河道，目的是南糧北調。過去，一艘糧船一行到底，但由於各河道水況不同，時有船毀人亡的情況發生，因此糧食運到目的地時多有損失。
於是劉晏採用過去裴耀卿的辦法，改直法爲段運法，將全程分成四個運輸段，建立中轉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杜絕了翻船事故，大大提高了運糧效率。
劉晏是理財專家。之所以稱之爲專家，也是因爲他知道何處當節約，何處不能省。運糧的基礎建設改良了，運糧的人是否靠譜也很重要。這個如何保障呢?劉晏的辦法是：訓練軍士運糧，每十船爲一隊，軍官負責押運。同時，船工由過去的徵調改爲僱傭。
對於軍官而言，糧食有沒有損失，直接與其升職加薪掛鉤。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用心保護糧船。對於僱傭的船工，劉晏選擇給高工資。劉晏設立了十個造船廠，每艘船造價高達一千串錢。
有人質疑，每艘船的成本也就五百串錢，你這麼燒錢，是不是太浪費了。劉晏給出的理由很簡單——你得先讓人家幹活兒的人維持在一定的生活水平，衣食寬裕，人家給政府製造的東西纔可能堅固耐用。
事實上，他是對的。劉晏去世後，其他官員接手造船工作，削減預算，船廠沒有利潤，造出來的船越來越脆弱，一撞就壞，一度使整個糧運工作停擺。
劉晏的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每年水運稻米在幾十萬石到一百萬石之間，有效供應關中，確保了國家的糧食安全。當年，第一船糧食運到長安時，皇帝欣喜萬分，敲鑼打鼓出城迎接，盛讚劉晏，“愛卿啊，你就是我的蕭何啊!”
在西方的經濟理論中，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是唯一來源。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學派都無分歧。卡爾·馬克思也曾說，“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
所以說，收稅沒毛病，關鍵是怎麼收。劉晏的理念是：其一，養民爲先;其二，取於無形。何爲養民爲先?就是先把人口搞上去，把蛋糕做大。劉晏認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他增加稅收的辦法，不是單純依靠增稅，而是通過休養生息的政策，增加人口，促進生產，從而擴大稅源。
何爲取於無形?就是不直接收現金，而是從商品中收稅。劉晏認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什麼是百姓急需之物呢?鹽。因此，稅於鹽價，使鹽利成爲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這跟管仲的“官山海”是一個邏輯，“取之於無形，使人不怒”。
同時，劉晏還明白兩個道理：第一，要杜絕中間商賺差價。第二，市場也需要調節機制。誰是“中間商”呢?鹽官。誰來調節市場呢?政府。劉晏認爲：鹽官越多，人民受到的騷擾也越多。關乎國計民生，必須杜絕腐敗。所以，只在產鹽的地方設置鹽官。收鹽的人把鹽轉賣給商人，商人隨意運往他們想去的地方。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作用。
但是，商人也都是趨利的。一些偏遠之地，商人運糧成本高，自然不願意去。於是，在這些地方設立運鹽官，由政府把鹽運到這些地方儲存起來。有時，鹽商受阻，供應緊缺，鹽價躥升，政府便拿出庫存壓低鹽價賣出，調節市場價格，此法稱爲“常平鹽”。如此，政府既可賺到利潤，而百姓也可不再缺鹽。
劉晏這套辦法很有效。起初，海鹽稅收不過四十萬串錢，後來已高達六百萬串錢。從而，國庫充足，人民也不覺得有負擔。史家贊其 “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包括在賑濟貧民的問題上，劉晏也有其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爲：“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了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賑濟之外，主要還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以平價出賣糧食，以維持平衡。在當時，這樣的經濟思想，可謂相當超前了。
劉晏初受命爲轉運使時，全國只有二百萬戶，國家財政收入只有四百萬緡。到了779年，戶口增加到三百萬戶，財政收入達一千三百萬緡，其中鹽利過半。爲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經濟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經過安史之亂後的唐朝，百廢待興。國家急需要一位能夠力挽狂瀾，治亂理世的良相賢臣來治理國家。這個時候，劉晏站在了歷史的潮流之上。
劉晏治國理財的主要經濟思想是：商機隨時隨地都在，關鍵是抓住商機，趁勢發展。“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就看你怎麼去撿了。這一利用商品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思想在當時極爲先進。同時他主張“理財須以愛民爲先”，通過休養生息，達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的良好效果。
劉晏治國理財的主要措施就是結合實際，靈活運用古人的“均輸”之法，並將“均輸”推陳出新，用到了極致。
均輸法爲桑弘羊首創，當時各郡國諸侯必須向封建中央進貢本地土特產品，運送這些物品必須徵用大量農民，而且由於交通不便轉運困難，貢物運到京城按市價銷售還不足以償付車船的運費，貢品還有可能在長途運輸中損壞或變質，爲了克服這些弊端，桑弘羊創行均輸之法。
具體內容爲：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吏，令工官造車輛，加強運輸力量，各郡國應交的貢品，除特優者仍應直接運送京師外,一般貢品則按當地市場價格,摺合成當地豐饒而價廉的土特產品，交給均輸官，由他負責運到其他價高地區銷售。
這樣，既可免除各郡國輸送貢物入京的煩難，減輕農民的勞役負擔，又可避免貢物在運輸中損壞和變質，使國家財政也能增加收入。這些措施的主要方法可以歸結爲：一是發展交通，加強運輸力量;二是建立商品行情情報信息網，三是低買高賣，賺取地方差價。劉晏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在實施過程之中，主要採取了以下方法。
一、興漕運，省費用。
唐朝定都長安，長安成爲國際性的大都市後，人口聚集，迅速膨脹，必然消耗大量的糧食，而長安一帶除關中平原外，皆爲苦寒之山地，產糧甚少，龐大人口所需糧食必須靠從江南運輸而來。這樣，漕運就顯得極爲重要。
漕運在劉晏當轉運使之前就有，但卻是弊病百出之漕運：運轉速度遲緩，從江南轉運到京都需要八、九月之久;運費開支數目巨大，“鬥錢運鬥米”;損失損耗巨大，每鬥運輸途中損失二升;強制勞役轉運，民怨沸騰。劉晏立足實際，認真查找漕運中的問題，一一解決。
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家。故時轉運船繇州陸運至揚子，鬥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皇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鬥米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枲竹筱爲綯挽舟 ，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這一系列對症下藥的具體措施包括：保持漕運河道不涸，修造質量過硬的漕運船隻，沿途設置轉運倉，培養專業的漕運船工，製備專業的漕運攬繩等等。這些措施實施後立即起到了明顯的效果：運轉速度加快，由揚州運糧到京都僅四十天;革新之後每年減少運輸損失達二十二萬石之多;從揚州到長安，每石米只需要七百文的運雜費;而且僱傭專業的船工代替過去強制勞役轉運，即可使勞力能夠投入到正常生產過程中去，又讓專業船工做專業的事，獲得專業收益。劉晏改革轉運制度﹐採取僱傭勞動的辦法﹐就是一項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的措施。
劉晏之前的均輸政策，基本是用在陸路運輸一塊，劉晏創新性地將其運用到了水路運輸，取得了重大成效，解決了當時長安米貴的民生與政治問題，也將均輸理論進行了發揚光大，同時培養出了一批專業的漕運隊伍，相當於專業的均輸工人，開通了唐朝時期的水上高鐵。
二、改鹽政，興市場。
劉晏是個市場經濟的高手。在他之前，唐朝實行的是鹽鐵國營專賣的制度。當時政府完全控制了鹽的定價權，市場彈性完全喪失，導致鹽價暴漲;同時官府賣鹽，機構設置多，人員多，開支龐大。
劉晏主政後，對鹽政進行了改良。他將統購統銷政策改爲“民產——官收——官銷”。改良後，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龐大的人員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13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一方面保護獲得政府牌照的鹽商的利益;
第三，也是他均輸思想的體現，他制定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區的鹽價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爲防鹽商哄擡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
這一政策實施後，大批鹽吏被精簡，鹽價下跌，商業興隆，市場活躍，百姓稱頌，稅收也增加。政府收取的鹽利，原來每年只有六十萬緡，至大曆末年增至六百多萬緡，佔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可見其改革之功效。
三、行常平，養生息。
劉晏對均輸理論的一個重大貢獻便是行“常平”，除了前面所說的制定“常平鹽”制度外，他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均進行了管制，在全國各地建立常平倉，相當於倉儲和物流中心，這和我們現在建立的中央儲備糧制度相類似。設置了知院官，隨時瞭解各種商品價格的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
也就是說，他有一個信息採集機構和系統，相當於經濟情報網絡，由於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爲他獲得重大利益提供了行情，也爲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提供了幫助，市場的波動也得到了平抑。
在行常平這一舉措中，劉晏將當時最主要的農業產業聯繫了起來，他用“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的辦法，防止“穀賤傷農”或“谷貴傷農”，發生水旱災害時，用以救濟民衆。同時多購穀物菽粟運往歉收地區，賤價出售，換取農民的土產雜物轉賣豐處，這樣既救了災，使“下戶力農”得到了好處，又不損國用，還刺激了生產。
他的均輸理論運用，還在於他不擾民，不增民之負擔，相應考慮民生，爲民生養。他在實踐中總結了這樣一條經驗:“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認爲“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劉晏救災爲了做到“應民之急”，在其所轄各州縣儲糧三百萬石，以作備荒之用。
劉晏大膽改革了過去只管收取金錢，不管人民死活的稅收政策，實行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以養民爲先”的財政方針，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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