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畝制度》是太平天國時期頒發的一部綱領性文件，是洪秀全根據《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中闡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來的。1853年(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今南京)後頒佈。主要內容：(1)宣佈一切土地和財富都屬於皇上帝所有。確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規定“凡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好醜各一半”的分田辦法。(2)規定縣以下行政制度，設立各級鄉官，並規定鄉官的保舉，升貶、獎懲辦法。凡居民25家爲“兩”，設“兩司馬”負責管理生產、分配、教育、宗教、司法以及地方武裝等工作。(3)規定餘糧、餘錢繳“國庫”的辦法，每家農副業收穫，扣除口糧外，其餘送繳“國庫”按制發給。(4)廢除封建買賣婚姻，規定“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太平天國在其佔領區雖多次頒佈，但未實施平分土地的規定。
內容介紹
中國曆來是一個以農業爲基礎的大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農民的土地問題是個重要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得如何，關係歷代政權的興亡治亂和社會經濟的繁榮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貞觀、開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強地主，因而國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於鉅富官紳，農民失所流離，則生產力遭到破壞，莫不釀成大規模農民起義。在封建社會中，農民是主要的生產者，土地是他們進行生產的命脈。農民要求獲得土地，以平均地產爲核心的平均主義思想，是他們階級意識形態的主要反映。宋代鐘相等人提出“等貴賤、均貧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糧”號召農民起義;降至清咸豐初，洪秀全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將農民平均主義思想制度化，從而發展到了最高峯。平均主義作爲一種社會思想，有着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歷史作用和利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期，它是落後的、倒退的和反動的。但是，在反對封建地主所有制，打破封建大地產對農民的桎梏中，它不僅是一面鮮明的旗幟，而且是進步的和革命的，因爲它起着推動生產力發展，解放生產力的歷史作用。此制度是太平天國的一個基本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歷史背景
《天朝田畝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對立物。清朝中葉，土地已高度集中，過去王瑛已有專文論證(王瑛：《太平天國前夕的土地問題》，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補充一些地方的材料。關於清代田賦之重且不均，本文則列證論述，而清朝官吏在糧賦上之浮收勒折，剝削小戶農民，更加劇了土地問題的矛盾，這是應該着重揭露的。如果對這些方面有較深切瞭解，《天朝田畝制度》的性質和意義便易於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敘述。
清代土地兼併之烈與地租剝削之重
土地兼併，歷代皆然，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過，清朝從開國之始，八旗貴族就大肆圈佔民田，漢族的顯官豪紳，也憑藉財勢，廣置田產。其結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廣大農民淪爲佃戶，“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間各州縣，農民耕種之家居十之五，衣食鹽漕與工商各業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階級，“則坐擁一縣之田，役農夫，盡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稅者也”。[盛楓：《江北均丁說》，同注(丘家穗：《丁役議》，見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其他各省州縣，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貴族佔田數額是很驚人的。乾隆時，大學士和珅田產多達八千頃。道光時，英和因罪田產沒官，計有五七二頃餘，琦善亦有二五六頃之多。漢族大地主所置田產亦不稍遜。如康熙時，刑部尚書徐乾學，田產跨蘇、鬆兩府之地，僅在無錫一縣就買田“萬頃”。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頃”。(王先謙：《東華錄》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頁。)到太平天國革命之際，徐乾學的後裔徐佩瑗，在江蘇長州縣還擁有千畝以上田產。與他同縣的汪□，有田產三千餘畝。吳江縣廬墟的柳光薰，業田在四、五千畝之間。而與他同縣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萬餘畝”。[(光緒)《吳江縣續志》卷十九，第五頁。[常熟縣的龐鍾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廣糧產區，環洞庭湖各縣，膏腴沃壤，也是多爲官宦紳衿所佔。湘南雖是沖田坡地，卻也集中到大戶名下。如桂陽州鄧氏，“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遊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頁。]又如衡陽，有劉重偉兄弟，因經營山場木材業致富，“至嘉慶時，子孫田至萬畝”。[(同治)《衡陽縣誌》卷十一，第五頁。]太平天國起義的廣西潯州府所屬各縣，地主佔田之多，不亞於他處。如平南縣的張姓、滿姓財主，財富相埒，民諺有“江北張其耀，江南滿國球”之稱。桂平縣也是“田多爲富室所有，荷鋤扶耜之倫，大半爲富人之佃。”(吳鋌：《因時論十·田制》，見《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疇，土田肥美。這裏石頭腳村的陳家大地主，高堂華屋，富誇一方，還有新墟，莫村等處的淩姓、羅姓等家，他們共佔去了當地十分之八的田地。總的來看，各省各州縣土地集中的比重，雖各不相同，但“豪強兼併，一人而兼數十人之產，一家而兼數十家之產”，則是普遍現象。[(民國)《桂平縣誌》卷二十九，第二頁，“食貨”中。]其結果就是，“田歸富戶，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光緒)《廬江縣誌》卷二，第五頁。]，階級矛盾愈來愈尖銳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絕大多數農民變成受地主直接剝削的佃戶，他們所負擔的地租，越來越重。清初，蘇南地區“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鬥，少者亦八九鬥”。(顧炎武：《日知錄》卷十，“蘇鬆二府田賦之重”。)到了道、鹹年間，蘇南租額“少者亦得一石出頭，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額”(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論”。)，其中吳江最爲突出，雖“下下田”，亦收一石有餘之租。有民間詩歌描寫道：“催租急於石壕吏，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農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倉箱。”[(民國)《南潯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頁，“折股怨”。]如此超經濟榨取，生產力怎能不遭到破壞。在這樣的重租剝削下，農民“雖農具盡而質田器，田器盡而賣黃犢，物用皆盡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後已”。[《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如此煎逼追比猶不爲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責償其租於佃農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農“抗租”，買通胥吏，逮捕繫獄，以至三冬歲末，爲“欠租”而襤褸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縣計，奚止數千百人”。(《周莊鎮志》卷四，第二——三頁。)真是人都說江南好，豈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農民的地獄!
清代農民田賦負擔之重
在封建社會中，糧賦是中國專制政府的主要財源。明初，江南田賦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遼餉、練餉與剿餉，天下囂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雖在康、雍之時幾次議減賦，但所減只是象徵性的，實際田賦仍在增加。田賦按常理應由田主輸納，田多則理合多交，無田或少田，則當不納或少納。但清朝自乾、嘉以來，吏治腐敗，居然顛倒其事。顯官豪紳等大戶，擁有千萬畝田產，竟可不納田賦，或巧爲規避，雖正額亦“注緩”減收，以至沉重的田賦負擔，大多轉嫁到小戶，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其中情僞弊端，令人十分驚訝。先看江蘇的情況。這裏的縉紳大戶，憑藉其勢力，“短交”糧賦，其缺額“自必取償於鄉曲之淳良小戶，而爲牽長補短之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而小戶窮民不堪剝削，往往詭寄糧名於大戶名下，久之，其有限田產，便爲大戶所併吞侵奪。馮桂芬在《均賦議》中對糧賦弊端，說得十分具體，其謂：
“今蘇屬完漕之法，以貴賤強弱爲多寡。不惟紳民不一律，即紳與紳亦不一律，民與民亦不一律;紳戶多折銀，最少者一石二、三鬥當一石，多者遞增，最多者倍之;民戶最弱者，折銀約三、四石當一石，強者完米二石有餘當一石，尤強者亦完米不足二石當一石。”(《顯志堂稿》卷五，“均賦議”。)
可見清中葉交納錢糧，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爲重輕，而是取決於勢力之強弱。紳與民，大戶與小戶之間，每畝納課相差竟達兩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數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縣紳衿，有連阡累陌，從不知完糧爲何事者”。(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十六，賦役三。)的確，大戶不交糧或減免、注緩，在江南不是個別地方，而是各縣皆然。請看以下的例證：
松江：松江田賦，“皆因圖蠹把持，圖書掌握，田多者受賄兔脫，田少者無賄雉罹。
造冊則朝更暮改，分數則換張移李，先後任其倒置，多寡聽其遊移。”(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均田均役議”。)
這裏不僅說明大戶財主行賄而“兔脫”田賦，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圖書，篡改糧冊，使小戶平民，代大戶完納，罹無窮之災。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錢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戶，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僅要洋一角二分，將票米總算扯，每畝不過四、五十文;如小戶，票米照數算，每畝必要一千零。頑佃蒂見不在內。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本)第五頁。)
江南納賦，向來有“短價”與“長價”之分。大戶減價交納，謂之“短價”，小戶則加倍稱之價徵收，以補大戶之虧欠，謂之“長價”。上例所說“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長價”而言，“短價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戶所納比之小戶已短少一半。然此猶未使大戶甘心，如上所云：大戶以“十石注緩，三升完繳”，僅納原額千分之三。而五十文與一千文相比，大戶與小戶所交賦額，相差二十倍。如此盤剝，小戶那得不傾家蕩產呢!
元和、吳江：“以(青浦、元和、吳江)三縣而論之：青爲上、元爲中、吳江爲最下。青浦之漕爲清漕，納賦者無紳無民，一畝之田，壹以糧一斗有奇，銀一錢一分有奇爲準;元和則城與鄉，強與弱，已有所謂大小戶者，然大戶十猶約三四也;獨吳江則不然，有十數頃之家，而所完無幾者，有一二畝之家，而橫徵倍之者”。(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作者所說，真所謂舉世皆濁，而青浦獨清。實則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義後，才使錢糧平均一些，蘇州府的元和縣，卻是強者之賦由弱者代完，吳江則千餘畝之家，有的幾乎不納分文。
浙江省漕賦徵收的情況也和江蘇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說：
嘉興、杭州：“蓋一縣之中，花戶繁多，災歉蠲免，悉聽經書冊報。世家大族，豐收者亦能蠲緩，編氓小戶，被歉者尚多全徵。且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以小戶之浮收，抵大戶之不足。官吏徵收不善，小民諮怨有詞，故鬧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議減杭嘉湖三屬漕糧大概情形摺”。)
紹興、肖山：“茲查浙東八府，錢糧徵數，以紹興爲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紹興爲尤甚。山陰、會稽、肖山諸縣完納錢糧，向有紳戶民戶之分，每正耗一兩，紳戶僅完一兩六分至一兩三、四錢而止，民戶則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國家維正之供，而有紳民重輕之別，以閭閻奉公之款，徒爲吏胥中飽之資。官司以賠墊爲苦，民戶以偏重爲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減紹興府屬浮收錢糧摺”。)
可見浙江交納田賦亦有“大戶”、“小戶”之分，世家大族擁有大宗田產，卻捏報災歉，“蠲免”糧賦，其短交數額，卻以浮收攤派小戶來補償，故當時有謂：“剜小戶之肉，補大戶之瘡”。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爲，但本質上還在於清朝政權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蘇、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體相同，在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大戶地主玩弄“飛灑詭寄”的手段，買田收租而不完糧，致使小戶人家，田地已賣出數年，數十年，仍然照舊納賦，這樣就加劇了兩極分化，使農民與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銳。
總的來看，清代的糧賦之重，不減於明代，而蘇、鬆地區，猶有過之。在糧賦的負擔上，極爲不均：“大戶僅完正額，小戶更任意誅求”;大戶只納零頭，或抗延不納，小戶則倍徵暴斂，或田賣糧存。當時有人估計：各省地丁錢糧，富戶所納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償於小戶。輕重倒置，民怨沸騰，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間紛紛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