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之前是怎麼選拔人才的？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中華文明傳承數千年之久，作爲“爲政之本”的人才選拔和任用制度也同樣源遠流長。在我國通過一定形式對人才進行培養、選拔、考覈和使用的做法早在先秦時期就已存在。然而隨着社會結構和政治環境的變遷，不同歷史時期相繼出現了各具特色的具體措施和選才制度。
夏商西周時期的鄉興賢能制、世卿世祿制，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的察舉徵辟制，乃至隋唐時期日益佔據主流的科舉制等，均是爲了呼應當時社會環境的大背景而產生的相對合理的選官制度。到了清末至民國時期，學堂制迅速取代科舉制成爲中國社會的人才培養和選拔的主流。京師大學堂、清華學堂等風靡全國的高等學府一躍成爲讀書人心目中的聖殿，通過考試進入高等學堂的措施開始逐步制度化，高考制度便是在此基礎上出現的。
夏商西周以世襲罔替爲主流
夏商西周是中國奴隸制國家從誕生、發展直至鼎盛的重要歷史時期。在這段時期之中，華夏文明的人才選拔制度主要由興辦官學選才制、“鄉興賢能”制、貢士制和世卿世祿制等。其中以世襲罔替爲特徵的世卿世祿制是當時的時代主流，在這種制度下只有貴族血統的子弟纔可以在朝爲官，並可世襲。
夏朝之前的華夏大地基本處於部落聯盟的政治模式下，部落聯盟中不同的部落各盡其責，分別承擔一份自己所擅長的職責。比如帝舜時期，曾先後兩次讓有崇部落首領去治理水患，鯀和禹因此兩次承擔起治水的職責。到了奴隸制社會，原先的部落首領演化爲貴族階層，延續了曾經承擔的權利和職責，這便是世卿世祿制的沿革。
不過除了任命世襲罔替的貴族子弟之外，一些勵精圖治的君主往往也會不拘一格的招攬人才。夏朝中期經歷了“孔甲亂夏”之後，國勢日漸衰微。後來出現了一代明君姒發，改革弊政、奮發圖強，並破格提拔當時養馬的長者關龍逄爲相，使夏朝一度出現復興的萌芽。只是禮賢下士之舉在西周之前比較少見。到了西周時期則出現了由各地諸侯和地方民政官員選拔德行、道藝兼優者舉薦於天子，或升入大學深造的選賢貢士制(即鄉興賢能制和貢士制的合稱)。
春秋戰國時期逐步打破血統桎梏
春秋戰國時期，華夏文明發生了劇烈的社會結構變遷，逐步從分封制向君主集權制度過渡，又稱周秦之變。伴隨社會結果變遷而同步發生的還有諸侯爭霸和百家爭鳴，而這些均離不開一個特殊的新興階層“士人”的關聯。從西周中後期，由落魄貴族、貴族庶子和部分武士構成的士人階層逐步興起，他們沒有土地和子民，但隨着竹簡和木牘的普及能夠掌握足夠的知識。另一方面，諸侯國君們對自己的封臣領主愈發忌憚，更傾向於打壓貴族卿大夫勢力而提拔毫無根基的士人階層來管理國家。
被視爲春秋戰國分水嶺的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更刺激了列國君主對人才的渴望和對貴族守舊勢力的忌憚。在此背景之下，人才的選拔出現多樣化特徵，諸侯們紛紛招賢納士，意圖富國強兵。列國通常以薦舉制和養士製爲主，同時又有考選制、世官制、軍功制、客卿制等與之並存。其中齊、魏側重薦舉制和養士制、楚國注重世官制、秦國及至商鞅變法之後則以軍功制、薦舉制和客卿制並舉。戰國後期李斯的《諫逐客書》，反應的正是秦國舊貴族對客卿制的排斥。
總的來說，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雖然均存在多個選拔制度，但除了世官制外都已經不以出身作爲衡量人才的因素了，這是一種社會進步。
秦漢時期的選官制度
春秋戰國時期，薦舉制就已經被列國廣泛運用。到了秦漢時期，更進一步演化爲察舉制，察舉制的出現主要是源於君王的自身精力限制。戰國時期，列國紛爭不斷，各路諸侯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對人才的勘察和維繫中去。秦昭襄王時期，范雎便是通過拜會秦王的方式，在獲得君王讚賞的情況下步入秦國朝堂的。然而帝王個人精力有限，秦漢大一統帝國的事務又十分繁雜，所以必須通過地方品評和制度化運轉的方式取代君王和朝臣面試。
與察舉制同時被使用的還有徵闢制，二者合稱察舉徵辟制。其中察舉制由地方官的考察和推薦，將符合朝廷要求的人才推薦出來，東漢末年的曹操、袁紹等皆是通過察舉制被任命官職的。至於所謂徵辟制，那便是由皇帝直接下詔徵召指定人才爲官 的制度，並不需要進行考覈即可被委以重任。作爲皇帝權力的重要標誌，徵辟制在此後歷代王朝中始終存在，唐朝時更有人通過隱居京畿附近的終南山林，尋求被皇帝徵辟的機遇，世人稱之爲“終南捷徑”。
和徵辟制的長期留存不同，察舉制在兩漢時期就已經顯露出弊端。由於沒有客觀的選才標準，加上擁有薦舉權的官吏往往會出現營私舞弊和濫用職權的現象，以至於出現許多名不符實之徒被任命官職的情況。甚至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雞”的現象，使得權貴子弟往往能夠身居高位，而德才兼備的寒門士子卻往往報國無門。
由門閥世家把持朝政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東漢末年，清流名士的評語往往比被舉孝廉更爲重要。曹操早年間，已經被舉薦擔任官職，卻依舊糾纏着開辦“月旦評”的許劭對自己做出評價。並在得到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後欣喜若狂。這反映出當時社會對察舉制信譽的看輕。爲了扭轉這一趨勢，曹丕時期由陳羣提議了一個新的選官制度，即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選拔方式，從原先察舉制的地方品評推薦演化爲考試選拔和定期考察的模式。它將察舉制中州郡長官自闢僚屬的權力和地方官吏的任免權收歸中央，有利於朝廷對地方的掌控。然而九品中正制實質上依然是察舉制的延續和進化，並未完全取代察舉制。到了西晉時期，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的評議標準逐步淪爲以家世背景作爲唯一衡量因素的方法，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淪爲了士族門閥把控朝政的工具，嚴重阻塞了社會人才的正常晉升通道。
從隋唐到清末以科舉和恩蔭並存
狹義上的科舉取士源於隋朝，在隋文帝繼位以後，爲了擺脫門閥士族對朝政的掣肘，廢除了選官重視門第的九品中正制，並下詔舉“賢良”。此後到隋煬帝時期，現實意義的科舉考試得以舉辦。但如若論述廣義上的科舉制，則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考選制和漢朝的貢舉制。
相較於世官制、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的選拔形式和公平方面都做到了最好。在漫長的科舉制度下，不同時期的具體形式和科考內容存在極大差異，但大體已經可以規避血統出身的因素影響了。然而科舉制的實施並不代表上古時代世襲制度的徹底消亡，作爲世襲罔替的變種模式，恩蔭制從漢朝開始一直延續到清末。其中漢朝的任子制(又稱蔭任制)、唐朝的門蔭(又稱恩蔭)均是世襲制度的化身。到了宋朝，更形成了頗爲完善的恩蔭制度，被成爲“推恩蔭補”，並延續到了清朝。
清末新政到民國時期的晉升制度
隨着皇權專制統治的加劇，科舉制度的科考內容和制度限制同樣趨於狹隘。僅對儒家部分經典的考察，導致選拔出的官員去缺乏自然科學能力，嚴重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並且也強化了士人的官本位思想，弊端暴露無遺。清末新政開始對科舉制進行改革，制定了以學堂取代科舉的方案。在此背景之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和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相繼開辦落成。
民國時期，局勢動盪，中國的大學教育卻表現卓著，在救國圖強的使命感和危機感的刺激下，大師輩出!在儒家科舉制度被衝破的大背景下，孫中山先生借鑑了中外人才選拔制度的優點，創建了一套以考試權獨立爲核心的文官考試製度，並極大的拓展的考覈科目，在北京政府時期正式推行，這標誌着中國完全意義上唯纔是舉的時代正式到來。新中國成立後，以民國時期的大學考試方案爲藍本，建立起來全國統一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即爲高考。
綜上所述，中華文明的人才培養和選拔制度，是從上古時期的世襲罔替制度逐步演變發展爲通過高考測評的方式進入高等學府進一步深造，並最終在社會各行各業中創造價值的。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以血統出身爲評判標準的制度和唯纔是舉的評判制度長期共存，並逐步過渡到今天的高考制度中來。
當今社會對高考有這樣一句評價，即“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然而回首過往千年，能夠在如今這般公平、嚴密的制度下去尋求一份晉升的機會，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情。瞻仰諸子先賢榮光、承載中華文化精髓，讓我們開拓進取 追逐夢想、砥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