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風雲爭霸，諸侯並起。爲了能在動盪之中立於不敗之地，許多諸侯國相繼進行改革，招攬天下人才，希望能在紛亂的春秋時期脫穎而出，成爲一方霸主。楚國作爲春秋時期的大國之一，也同樣懷有勃勃野心，採取了一系列政策發展國力，人才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立於國際局勢陰晴不定的春秋戰國，楚國如何選拔人才?制定了怎樣的人才制度?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一、楚國的任人歷史
想了解楚國的人才觀和人才制度，首先要對楚國的發展過程進行考察，楚國的歷史發展是其人才政策形成的“土壤”。楚國建國800餘年，最初臣服與西周。到了西周末年，隨着周王室的衰微，楚國與一衆諸侯國乘機而起，不斷對外進行軍事擴張。在這個過程中，楚國消滅的大小諸侯國枚不勝舉，進入開疆拓土的鼎盛時期。
在對外擴張的同時，楚國也對被滅國家的君臣和百姓進行了合適的處理。楚國熊通是縣制的首創者，他完成了先君的願望，打敗權國後首創縣制，對楚國人才制度的制定作出一定貢獻。被滅國的君臣百姓怎樣處理是楚國的關鍵問題，是滅族還是委以重任會對國家的發展產生不同影響，這種處置也成爲楚國人才制度的一部分。
到了楚文王、楚武王當政時期，楚國首次任用戰俘，開創任用戰俘的先河。任用戰俘無疑是人才制度的一大進步，通過任用戰俘，楚國用事實證明國家的強盛離不開任人唯賢。據相關史料記載，楚武王曾任用鄀國的俘虜觀丁父作爲楚軍的統帥，觀丁父在四處征戰中爲楚國立下汗馬功勞。楚文王繼承了楚武王對人才的寬容態度，任用申國的俘虜彭仲作令尹。
春秋戰國時期，在其他國家沒有考慮到戰俘的作用時，楚國快人一步通過任用戰俘促進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楚武王、楚文王在任用人才時不問出身、用人不疑的態度爲楚國開創寬以用人的先河，成爲後世楚國任人的標杆，對楚國的用人制度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從楚成王到楚莊王時期，若敖氏幾壟斷楚國選拔人才的途徑，尤其是令尹等重要官職。到了楚莊王時期，若敖之亂平定，若敖氏對楚國王權的威脅也得到解除，楚國的人才政策也由此改變。楚莊王通過任用出身卑微的孫叔敖作爲楚國令尹，使楚國國力節節攀升，強盛至稱霸中原的程度。
在選拔人才的方式上，楚莊王通過多種渠道進行，《說苑》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楚莊王愛好打獵，有個楚國大夫進諫說：“晉國和楚國是敵對國家，楚國不謀劃攻打晉國，晉國也會謀劃攻打楚國。現在大王怎麼能在玩樂中耽誤國家大事呢?”
莊王回答說：“我是通過打獵的方式求得人才，能刺殺虎豹的人，我可以知道他的勇敢;能與犀牛搏鬥的人，我知道他力氣很大;打完獵和其他人分享成果的，我知道他的仁德。通過打獵，我能夠得到三種人才，這樣楚國才能安定。”
雖然楚莊王的這段話是後世流傳的資料，但不是沒有根據的。楚莊王時時刻刻都銘記着楚國因何強盛，選拔人才時也不拘一格，後世流傳的“日中忘飯”、“滅燭摘纓”等都表現了楚莊王對人才的愛惜。從楚莊王執政的這段歷史能夠看出，莊王時期的楚國能夠繁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君主對人才的愛惜，這些人才對楚國發展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但楚莊王之後，楚國的國君素質開始不斷下降，軍政大權落到公室貴族手中，有才智的人反而受到排擠、饞毀、打擊，甚至許多人成爲政斗的犧牲者，也有一些人爲躲避禍亂逃往其他國家避災。當時逃離楚國的有才之士有申公巫臣、伍子胥、文種、范蠡、李斯等等，不僅使楚國人才中空，後來更是給楚國帶來了滅頂之災。
到楚悼王時期，悼王推行吳起變法給楚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改變，也讓楚國變形的人才制度回到正軌了一段時間。然而吳起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楚國的任人權重新回到貴族手中，楚國再次面臨缺少賢臣良將的危機。
楚威王時期的楚國雖然一度中興，但實際上國家仍存內憂外患。《史記·蘇秦列傳》中記載楚威王對蘇秦的一番話，“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緒搖搖，終日憂心楚國安危。楚威王對楚國發展的擔憂揭示此時的楚國政治已呈現出衰敗的前奏，“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楚國的大臣進取心大不如前，楚國政治危矣。
由於楚威王打下的功業和前朝大臣的輔佐，楚懷王即位前期的楚國仍然強盛，但楚懷王在人才任用上存在明顯的缺陷。其他國家的人才固然可以任用，但本國的人才更加不能忽視。楚懷王前期任用屈原在，在他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下，楚國有步入正軌之勢。但屈原的變法行動同時觸動秦國和楚國大臣的利益，他面臨着雙重夾擊，最終不免遭讒被放的命運。
屈原的悲慘結局固然與楚懷王忠奸不分有關，但究其根本原因則在於楚國人才制度上的缺陷。發展至此時，楚國距離滅亡爲時不遠。從楚國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楚國隨着人才的興用而國家興盛，也隨着對人才的不合理利用最終走向衰敗，人才在楚國的國家發展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楚國的人才選拔制度
第一，重“德”。自古以來，楚國的統治者都將體恤百姓當作一貫追求，因此在選拔人才時也格外重視德行。楚國人早期“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思想是以民爲本的思想基礎，統治者必須具有愛民思想，執行愛民政治，楚莊王時期就將“德”作爲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
據《淮南子》的相關記載，當時共雍向楚莊王索要官職，楚莊王的回答是：“有德行的人才能獲得我授予的爵位，有功勞的人才能獲得賞賜。”共雍沒有得到任用。楚莊王時期，楚國的霸主地位與莊王以民爲本的政策分不開，他將體恤百姓作爲基本國策，其在位期間周圍先後有令尹子孔、孫叔敖、子重、子反等一批賢臣，爲楚國的霸業作出了傑出貢獻。
第二，內選於親，外選於舊。春秋戰國時期，爲了適應時代的變化，增強國家實力，各國紛紛打破“世卿世祿”的封建制度，秉承任人唯賢的人才選拔原則。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楚莊王深切地認識到人才是國家興亡的關鍵，他認爲要得到賢才就必須制定舉賢政策。莊王初年，楚國在人才選拔上能夠做到摒退奸邪，舉薦賢才正是其舉賢策略的體現。
不過在選拔高級人才方面，楚國存在一定的侷限性，這些官員的選拔範圍基本是楚國王室血親，實際上是在王族範圍內任人唯賢。據研究學者統計，春秋時期楚國的46位令尹之中有39人出自王室或王室大脈，其他身份不明的楚國人有6，客卿僅有4人，。可見楚國在高級人才的任用上侷限於國內，在國內又以王室公族爲選拔對象。
這種選拔方式雖帶有一定的血緣色彩，但相比之前純粹的世卿世祿制仍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楚國在用人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突破國家的界限和宗法制度，任用異族能人志士，如春秋時期的彭仲爽，戰國時的吳起等。戰國時期楚悼王任用吳起進行變法，在打破“內選於親，外選於舊”的人才選拔原則上進行了一些嘗試，但最終沒有完全成功。
三、楚國的人才獎懲制度
對於有功的人才和官員，楚國有專門的獎賞政策。首先是尚爵，楚國的爵位與中原的其他諸侯國不同，一般分爲列侯、執珪、執伯、五大夫和七大夫等，其中執珪是對有才之士的獎賞，楚惠王曾賞越人莊舄作執珪。春秋時期的楚國常以爵位賞賜從其他國家投奔楚國的王公貴族，戰國時則以軍功作爲尚爵標準。除賞爵外，楚國也會進行財物上的賞賜，如俸祿、土地等。
有獎勵就有懲罰，楚國的法律對各階層人員都適用，包括令尹之類的高官。楚文王一生中只打過一次敗仗，這次敗仗沒有對楚國產生重大影響，但當時守衛宮門之人竟然不允許楚文王進宮。楚文王爲了將功補過沒有進攻，重整旗鼓，伐黃獲勝，然而在回來的路上因爲疾病和勞累去世了。顯然，當時的楚國有種潛移默化的風俗習慣調節着君臣關係，要求國君爲國家和百姓的安危負責。
結語
春秋戰國時期，起於邊隅之地的楚國發展爲首屈一指的大國，這與楚國的明君賢臣分不開。賢良的臣子是國家發展過程中強有力的助力，因此人才的選拔對國家的興盛尤爲重要。楚國是因人才而盛又因人才而衰的典型，瞭解楚國的人才制度能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發展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