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的考試選拔制度都是怎樣的?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先秦時代的“官僚”其實是“貴族”，什麼叫貴族，貴族就是從孃胎裏面帶着一股“優良血統”的族羣，這種族羣就被稱爲“貴族”，貴族管理着先秦社會，他們的門檻叫做“繼承”，你爹是貴族，那麼你，也將會是貴族，這些個貴族其實也可以算“官僚”，畢竟他們貴族身份是孃胎帶出來的，自稱還是喜歡帶着官位的。這個時候的普通人或者奴隸，能夠做官的可能性爲零，作爲貴族當中的最末等的貴族“士”，倒是還有那麼一些可能做一點官，“士”按理來說只是其他大貴族的消耗品——爲他們打仗、替他們鎮壓、成爲他們的武士。
但也涌現出了許多驚才豔世的“士”，比如諸子百家。但很可惜，不管這些諸子百家當中的何等才華橫溢，他們的崛起也依舊只能著書立傳，而無法真正的觸碰到權力與實施自己的抱負，換句話說，先秦時代，若不是出身極好，那就很難成爲一個負責社會秩序與政策制定的專業管理人員。
好在，這樣時光總有個盡頭，他們似乎有了出頭之日，西邊的秦國逐漸崛起，尤其是商鞅變法之後，軍功宅田制度，大大加強了軍隊實力，此後，秦滅六國，秦王嬴政自封始皇帝，廢除傳統的“封土建國制度”，推行郡縣制，將官員的任免權力掌握到皇帝所在的中央手裏，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並且這直接造成了這樣的影響——自秦代以後，官僚政治取代先秦時代的貴族政治。
秦崩之速，天下罕見，繼承者乃漢，漢承大秦制度，但又吸收大秦速崩教訓，實行一種斑馬式樣的地方制度——郡國並行制。在官僚政治依舊取代了貴族政治的大前提下，諸侯王遠遠比不上之前周王室的那一套“封土建國”，他們更在武帝時節的“推恩令”之下，日益爲官吏所控制，這一時期的“官僚”的需求量日益增長，漢帝所用的選官制度是爲“察舉制”，所謂察舉制，乃是用一種無法量化的標準，一種模糊的標準來選拔官僚候選人——“孝廉”。在當時的漢地，每郡郡守每歲可以推薦一至兩人爲“孝廉”，但由於是這種無法量化的標準，所以，具體操作起來，問題很大。後世《三字經》諷刺道：“舉孝廉，父別居。”
到了武帝時節，他雄才大略，不止戰功赫赫、削藩了得，關於選官制度，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沒有什麼比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更好了，他遇到了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理論很對武帝的胃口，於是武帝打算讓這套理論成爲主流，這倆想法一旦觸碰，就如火星撞地球：武帝下令“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學校，規定儒家經典爲教科書。”這時候的漢帝國的選官方式又多了一條可以量化的標準——“茂才”，名額依舊是那麼少，每郡郡守每歲可推薦一人，雖然說有一個可以量化的標準，但這依舊存在很大問題，武帝死後，宣帝之後統治者逐漸昏庸，於是這種沒有形成嚴格制度的選官方式，以及這種可能摻雜大量水分的推薦制，在後世的《三字經》同樣受到諷刺，“舉秀才，不知書”。
漢末三國，天下大亂，曹魏摒棄舊漢的那被人詬病的選官制度，採取了一種看上去很新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度”，後來這套制度又被篡位的西晉全盤接受，事實證明，這種制度其實並不優於舊漢的那套制度，某種意義上，它甚至有點倒行逆施的味道：“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與當年先秦的“世代公卿”的“世官制度”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制度，自然不能造成什麼有益於國家的東西，它只會催生各種高門大戶、各種門閥，徹底壟斷負責社會秩序與政策制定的專業管理，對於寒門之子，無異於關上了負責社會秩序與政策制定的專業管理的大門。
兩晉南北朝時代，時局日益紛亂，各路軍閥紛紛打成一鍋粥，世家子弟在這紛亂的時局裏面，往往損失慘重，高門大戶世家子弟逐漸衰微，而寒門子弟卻在這種亂世如魚得水，例如王猛，這樣的種種疊加，使得統治者對於合格官僚的需求日益旺盛，並且對於那些世家子弟的不滿程度也日益強烈。
南北一統後，舊有的早已衰微的選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度被正式廢除”，取代這種“九品中正制度”的是什麼呢，正是隋煬帝開進士科之後的科舉考試，科舉考試在此後，先後得到大唐太宗李世民、武周女皇武則天、大唐玄宗李隆基的完善，科舉制度正式踏進了歷史舞臺，成爲了一項相對公平公正的選官制度，它不搞虛的標準，只以考試成績說話，考試成績就是選官的標準，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學而優則仕”、“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爲了可能。
後人評價大唐歷史，總會誇一句：“拔將軍於卒伍，舉宰相於寒門”，究其原因，那就是因爲科舉制給了寒門子弟一個跳板，讓他們也有資格與那些豪門子弟進行一場相對公平的較量，從而贏得成爲負責社會秩序與政策制定的專業管理官僚的機會。
兩宋之際，科舉制進一步得到改善：它的公平性進一步得到了加強、保密防範工作更加到位、內容更加客觀，首先說一下公平性與防範保密工作，由於前代科場徇私舞弊之風極爲不公平，這裏要提到唐代的科場一種極爲不正的風氣，那就是在科考之前，寫一篇文章然後投給某位貴人，這位貴人很喜歡你這篇文章，他就會記得你的名字和筆跡，科考結束後，按圖索驥，抽出你的試卷，於是就順利考上了，這對其他沒有門路的考生極爲不公。所以兩宋開始糊名和謄錄。這麼一來，批卷官員根本不知道考生的姓名、字跡;我們再來說一說，兩宋科考內容的客觀變化，王安石變法時期頒佈《三經新義》一改前代喜歡考校詩詞歌賦，而改爲考經義，這樣一來，批閱會更加容易。
總之，兩宋比之前代，兩宋的文治更加發達，因此它科舉所錄取的人數遠遠大於前代科舉錄取人數，並且宋代還抓住讀書人的愛名譽的心裏，對於考試成績優良登第者，一律於東華門外進行唱名，“東華門外唱名者方爲好漢!”
時間到了明清兩代，科舉制度已經幾乎徹底完善了，這個完善幾乎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公平性與防範保密工作：在明清，身爲主考官要是想像唐代貴人那樣徇私舞弊，那就可都是抄家滅族的大罪：順治年間的“五闈弊案”，所有參與的主考官一律斬首抄家;考生進入考場之前會遇到一隊官兵秉着“片紙隻字皆不得帶入考場”的嚴格規定，進行仔細搜查，一有可疑立刻撕開細看。
再說科考內容的客觀變化，明清兩朝都是八股取士，所謂八股文，就是指有一定嚴格格式的文體，在這規劃好了的區域作答，能夠最爲客觀的看出每個人的具體實力，從而達到盡取天下良才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