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尤其是美國軍隊仁川登陸後，美國以中央情報局(以下簡稱中情局)爲核心的各個情報部門均對中國是否出兵援助朝鮮進行過評估。遺憾的是，美國的情報分析專家們出現了重大失誤。面對中國政府一遍遍發出的公開警告，他們竟然置若罔聞，認爲中國不會在軍事上大規模地捲入朝鮮戰爭。其情報評估的結論影響到華盛頓最高領導層對該問題的判斷。最終，美國越過三八線打到鴨綠江邊、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行徑激怒了中國領導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重重困難的條件下，毅然出兵朝鮮。美國不得不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倉促作戰。這樣，中美兩國關係持續惡化，時間長達約20年。本文擬從三個方面來探討美國對中國出兵朝鮮的情報評估：首先，美國如何把中國出兵與否置於蘇聯全球戰略的框架下進行情報評估;其次，美國如何判斷中國參與戰爭的意圖和能力;第三，美國怎樣誤解中國政府發出的公開警告。以這幾方面的討論爲基礎，本文最後分析美國對情報判斷失誤的真正緣由。
一、美國對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的評估
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決策層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爲朝鮮發生的事件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向“自由世界”的挑戰，蘇聯無疑是在冒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至少是蘇聯對美國抵禦共產黨陣營“擴張決心”的一個試探，或是挑起一場全面戰爭的前奏。例如，國務院情報研究室的情報評估小組在戰爭爆發當天便做出判斷，“北朝鮮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控制，北朝鮮人不可能在未獲得莫斯科指示的情況下采取行動，攻擊南朝鮮的行動一定要看作是蘇聯的行動”。中情局進一步認定，在朝鮮發生的軍事行爲實際上是蘇聯針對美國的行動。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中情局在《每日概要》中表示同意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看法，即北朝鮮的進攻“顯然”是“蘇聯對美國的一次挑戰”，並且，“在朝鮮的這種侵略一旦成功，就會鼓勵蘇聯在遠東其他地方發動類似的冒險行動”。
鑑於中國和蘇聯結爲盟友的事實，中情局很快就開始考慮在蘇聯的支配下中國出兵朝鮮的可能性。6月30日，就在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國駐遠東地面部隊赴朝鮮作戰之際，中情局爲了“評估蘇聯的意圖和軍事進攻的能力”，提交了第301號情報備忘錄，指出蘇聯掌握着中國的許多軍隊，如果朝鮮戰爭拖延下去，在必要的時候，蘇聯可以將他們投放到朝鮮戰場，從而儘可能地使美國人的捲入代價高昂且威望受到損害。隨後，在7月8日的第302號情報備忘錄中，中情局再一次提出蘇聯可能動用中國軍隊援助朝鮮的看法。它認爲，作爲蘇聯行動方針的一種重要的選擇方案，爲了使美國長期地陷入朝鮮，除了對北朝鮮人增加物資援助外，它也許會祕密地或者公開地動用中國軍隊予以干涉。
雖然中情局提出蘇聯支配着中國出兵朝鮮，但是在7月份，它並“不清楚是否蘇聯將迫使中共對朝鮮的作戰行動給予公開的軍事支持，或者迫使中共在該地區其他地方開始採取新的行動”。據它判斷，“北平政權不可能主動在中國以外的地方投入大批軍隊參加作戰，但幾乎肯定將遵循蘇聯的要求採取軍事行動”。
到8月中旬，隨着朝鮮戰局的發展，中情局認爲蘇聯將會盡最大努力阻止美國佔領北朝鮮，因爲它不願意在一個戰略上十分重要的地區看到自己衛星國的消失。它會視美國侵入北朝鮮的舉動是對其遠東戰略的威脅。因此，中情局預計，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將採取兩種方式操縱中國軍隊，使中國和美國發生衝突，消耗美國的實力，讓美國無暇他顧，進而在全球奪取戰略上的主動權。第一種方式是蘇聯在戰爭的任何階段直接將中國軍隊投入到朝鮮戰場。當北朝鮮失敗時，把他們派遣到三八線以北，一方面希望他們和美國軍隊發生衝突，另一方面則“尋找新的機會在美國和其盟國之間打入更深的楔子”，引發他們之間的矛盾，致使聯合國其他成員國放棄對美國政策的支持。第二種方式是蘇聯期待中國儘早進攻臺灣，在軍事上分散美國的兵力。無論中國是否取勝，中情局判斷蘇聯都將希望“美國捲入一場事實上沒完沒了的戰爭，同時在戰爭中美國將在亞洲扮演‘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這樣，蘇聯將從中獲得更多的戰略利益”。
中情局的評估強烈地影響着美國決策層的看法。在他們看來，不管蘇聯用何種方式動用中國軍隊，都表明它打算在朝鮮半島採取激進的冒險措施。9月初杜魯門政府出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81/1號文件便體現了這種看法。文件指出，“蘇聯不大可能會無動於衷地接受全部或大部分朝鮮脫離它控制的局面，……蘇聯可能會決定在聯合國軍隊到達三八線之前或在蘇聯軍隊保證承擔‘北朝鮮人民共和國’地區防務之前就冒險重新佔領北朝鮮。”在此過程中，“即使蘇聯把朝鮮視爲自己的勢力範圍，但它還是可能動用中共軍隊來奪取北朝鮮”。另外，“蘇聯或中共軍隊可能在半島南部的戰爭中公開調用大批部隊。……雖然這樣會增加全面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蘇聯仍會努力說服中共參加在朝鮮發生的戰爭，從而達到避免北朝鮮軍隊失敗且在美國和中共之間製造戰爭的目的。”不過，文件在設想蘇聯意欲冒險的同時還考慮到可能存在的一種理想狀況：假如蘇聯或中國不採取任何行動重新佔領北朝鮮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表明要在聯合國軍到達三八線之前就佔領北朝鮮，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蘇聯已經決定實施不干涉政策，即便這樣做的代價是失去對北朝鮮的控制”。
令美國決策層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81/1號文件出臺後，蘇聯人並沒有像他們預計的那樣，在朝鮮採取冒險措施。恰恰相反，在美國人看來，蘇聯人在國際上的所作所爲似乎表明他們打算在朝鮮實行“不干涉政策”。例如，儘管蘇聯指控美國11架戰鬥機於9月初在旅順港附近海域上空，攻擊並擊毀了一架“既沒帶炸彈又無魚雷裝置”的蘇聯雙引擎轟炸機，但是美國人認爲蘇聯的態度溫和，他們“最爲關注的是，蘇聯的行動似乎表明它無意利用這次轟炸機被擊落的事件在國際上掀起一場軒然大波”。10月8日，兩架美國F-80戰鬥機襲擊了朝鮮邊境以北60英里、符拉迪沃斯託克以南40英里的一個蘇聯機場。第二天，蘇聯政府向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提出照會予以抗議，在美國大使拒絕接受這一抗議的情況下，蘇聯人不僅對此事不予追究，而且還呼籲美國和蘇聯恢復戰時合作關係。
也許更讓美國決策層感到興奮的是，蘇聯人在10月初居然讓挪威駐聯合國代表漢斯?恩根作爲蘇聯和美國政府之間的調解人，以便促成雙方通過談判來結束朝鮮戰爭。聯合國祕書處的一位蘇聯人瓦西里?卡薩涅夫在10月4日邀請恩根共進午餐。席間，他告訴恩根，“麥克阿瑟應當同意在三八線止步。然後，北朝鮮人將放下他們的武器，第三，允許聯合國委員會進入北朝鮮主持大選。”總之，蘇聯人的一系列活動最終使中情局在10月初認爲，雖然“蘇聯政府在最近幾個月內越來越增強其在遠東及其他戰略地區的軍事能力”，但是，“自衝突開始以來，蘇聯在其官方聲明和宣傳中力圖給人以它和朝鮮局勢無關的印象。而且，蘇聯並沒有對朝鮮直接進行和武裝干涉有關的政治或軍事行動”。此外，中情局還斷定，“在權衡干涉的政治收益和風險的過程中，作爲一項壓倒性的考慮，蘇聯領導人一定認爲，西方世界的聯合已發展至一個全新的階段，而他們的公開干涉將導致蘇聯與美國軍隊及其他聯合國軍發生直接的衝突。蘇聯領導人不能確保在蘇聯和美國軍隊之間的戰鬥將被美國侷限於朝鮮或遠東戰場。”尤其是，全球戰爭爆發的前景將使“蘇聯領導人意識到他們在朝鮮的預期損失不能成爲其直接軍事幹涉和冒嚴重的戰爭風險的理由”。據此，中情局推斷，受蘇聯支配的中國軍隊將不會干預朝鮮的戰事，“除非蘇聯準備發動全球戰爭，或者出於某些原因，北平領導人認爲和美國的戰爭將不會因公開干涉朝鮮而爆發，否則的話，像蘇聯那樣，共產黨中國不可能公開干涉戰爭，打擊聯合國在北朝鮮的聯合國部隊”。
既然國家安全委員會81/1號文件假定，只要蘇聯或中國不佔領北朝鮮就說明蘇聯對朝鮮實行一種“不干涉政策”，而中情局的評估又滿足了該文件假定的條件，那麼，美國決策層的邏輯推理就是蘇聯將不會干涉朝鮮的戰事。相應地，中國也不會出兵朝鮮。畢竟，他們贊同中情局局長比德爾·史密斯向白宮提交的報告結論：“倘若蘇聯決定不去發動一場全球戰爭，雖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鮮的可能性繼續存在，但是，這種行動在1950年是不可能發生的。在此期間，干涉將很可能只侷限於繼續對北朝鮮人提供祕密援助。”於是，在蘇聯對朝鮮實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國是否出兵朝鮮必須取決於蘇聯全球戰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國軍隊肆無忌憚地侵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並向最北端的邊境地區推進。當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時，中國被迫出兵。
事實表明，美國把中國出兵與否置於蘇聯全球戰略的框架下進行情報評估的做法大錯特錯了。儘管中國和蘇聯結爲同盟、蘇聯的意見在中國的對外決策中佔一定的份量，但是，中國在戰爭爆發不久成立東北邊防軍直至被迫出兵朝鮮，期間的每一項重大舉措都是出自自己的慎重考量。蘇聯方面的因素並未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時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佈雷德利將軍後來也承認，受中情局專家們的影響，美國決策層關於中國是莫斯科嚴密控制的衛星國的考慮欠妥，“赤色中國能夠或者有意脫離莫斯科而獨立行動”。錯誤的情報評估最終使美國人在朝鮮付出慘重代價。其實，在評估蘇聯支配下中國出兵的可能性之餘，中情局事先也對中國出兵的能力和意圖進行了單獨評估。不過，這兩種評估彼此並不矛盾，而且經常交織在一起，都是爲了更好地對中國是否介入朝鮮戰爭作出準確的判斷，但事實證明它對中國的單獨評估同樣亦出現了重大失誤。
二、美國對中國參與戰爭的意圖及能力的評估
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的兩個多月期間，中情局主要在對蘇聯的意圖予以評估的前提下來考慮中國是否將出兵朝鮮的問題，尚未對中國的意圖進行單獨評估。它對中國軍事動向的評估僅僅是認爲中國即將攻打臺灣。例如，在1950年7月中下旬，中情局在其對世界局勢的評論中提到，“中共大批軍隊正駐紮在臺灣對面的大陸，而且也可能向香港發動攻擊”;在8月中旬，中情局進一步判斷，“中國似乎在努力從事進攻臺灣的軍事準備工作。……北平政權不顧美國的干涉而‘解放’臺灣的意圖已成爲中共宣傳的最重要主題，雖然在中國人的聲明中沒有限定何時進攻，但從軍事角度看，共產黨進攻的最有利時機將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那段時間。對臺灣的成功突襲會增強蘇聯和中國在整個遠東地區的軍事地位，並且將進一步破壞美國遏制共產黨擴張的自信心。”此後，隨着中情局所獲得的關於中國加強東北邊境防禦的各種公開的或祕密的情報越來越多，對中國是否將主動參加朝鮮戰爭的考慮也開始提上日程。
1950年9月8日，中情局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了第324號情報備忘錄《中共直接介入朝鮮的可能性》。文件估計中國正不斷增加對北朝鮮的有限而祕密的援助，包括提供爲數不多的士兵。同時，文件也認爲，“尚無直接的證據表明中共到底是否介入朝鮮、干預朝鮮戰爭”。不過，“中共在滿洲不斷強化軍事實力，加之該地區已存在的軍事力量，顯然意味着介入朝鮮完全在中共能力所及範圍之內”。雖然文件還提到中國對美國侵略行爲的譴責“或許是爲即將來臨的公開行動作一些鋪墊”，但它判斷“似乎更可能發生的事情是，中共將以更間接的方式介入朝鮮的衝突”。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最後提出，考慮到中國介入朝鮮的衝突也許會“破壞蘇聯對北平和平壤的影響”，因此，蘇聯將成爲阻撓中國介入朝鮮的主要因素。這就是說，中國是否出兵朝鮮依然和蘇聯的影響有關。9月15日，中情局在《每週概要》中繼續提出，由於中蘇結盟的緣故，“中共軍隊將不可能直接而公開地介入朝鮮”，一方面蘇聯希望避免全球戰爭的爆發，而“中共軍隊介入朝鮮將擴大沖突的範圍，勢必增加全面戰爭爆發的風險，”另一方面，“即便蘇聯願意冒全面戰爭爆發的較大風險，那麼中共軍隊介入朝鮮也將給蘇聯和北平政權帶來許多政治上的難題。它將使中蘇聯盟關係變得緊張起來，而不是鞏固這種聯盟關係”。
在考慮蘇聯對中國出兵與否的影響的同時，中情局着重強調，鑑於中共面臨複雜而嚴重的國內問題，中國將不可能捲入朝鮮戰爭。它認爲那些國內問題包括“盜匪猖獗、廣泛的騷亂、散兵遊勇的抵抗、經濟停滯、農民心理失調以及涉及鞏固共產黨政治控制的一系列問題”。正是因爲存在這些問題，中情局十分有把握地推斷，“毋庸置疑，中共擔心和美國作戰的結果。他們的國內問題事關重大，以至於在和美國交戰時遭受的壓力及物資損失將會對該政權的整個國內問題和經濟造成損害。反共勢力必將會受到鼓舞且會危及該政權的穩定存在。”特別是，中情局還確信，“如果中國的干涉失敗，則將使北平公開面對中國人的怨恨情緒，因爲他們認爲中國是在爲蘇聯‘火中取栗’，扮演被蘇聯利用去做冒險事情的角色”。對於這種評估，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持完全類似的看法。他在後來國會爲其舉行的聽證會上提出，中國出兵前，他就認爲這個國家缺少“現代戰爭必須具備的工業基礎，……人們過分誇大了共產黨中國打現代戰爭的能力”，中國“在經濟上是貧困的，一旦加以破壞，就會使大部分人產生不滿，社會也就不得安定，而國內的緊張將有助於破壞她參與戰爭的潛力，……如能利用這些因素，她按邏輯就更難、甚至不可能維持軍隊在國外作戰”。國務卿艾奇遜同樣斷定，中國參戰將會使政府的統治能力受到削弱。在美軍仁川登陸前幾天，他就宣稱，“我認爲中國共產黨如果幹預，那純粹是發瘋。據我看來，他們插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此外，根據中情局的評估，美國決策層還懷疑中國是否具有和美軍作戰的軍事實力。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佈雷德利回憶說，杜魯門政府的高層人士普遍認爲，“中國在軍事上不具備單獨進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國單獨行動也“不會造成決定性的變化，實際上倒有可能遭受丟臉的失敗”。據說華盛頓的一位官員同樣以辛辣的語言表達了此類看法：“我想中國人並不打算被剁成肉醬。”
中情局強調中國糟糕的國內問題對其介入朝鮮的負面影響似乎反襯出美國在軍事等方面的優勢地位。而事實上，美國決策層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就以一種盛氣凌人的姿態來看待中國與朝鮮戰爭有關的行爲，打算一旦中國軍隊捲入朝鮮戰事，那麼美國就對中國的軍事目標實施大規模的攻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7月1日製定的第73號文件，明確提出，美國將毫不猶豫地打擊在朝鮮戰場上有可能出現的來自中國的任何一支軍隊。隨後在8月25日出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73/4號文件進一步完善了對中國進行軍事報復的傲慢想法，提出萬一中國在朝鮮公開使用有組織的軍隊，那麼，儘管美國不發動針對中國的全面戰爭，但是隻要聯合國軍隊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有可能取得勝利，就應當使那些行動繼續下去，並且使它們擴大爲授權聯合國軍總司令在朝鮮以外的地域，採取適當的海空行動攻擊共產黨中國的軍事目標。這兩份文件所包含的主要內容和一貫自大的麥克阿瑟的看法不謀而合。早在7月時他同樣也考慮過中國介入的問題，當時美國空軍參謀長霍伊特·范登堡還在東京。他信心十足地告訴范登堡：“從滿洲和符拉迪沃斯託克出來的唯一通道上遍佈着隧道和橋樑，我看這裏特別適合使用原子彈……我的B-29轟炸機部隊可以升格啦。”他確信即使不用原子武器，只需出動他的空軍就足以做到中國軍隊的大隊人馬進入北朝鮮時不可能不被發現，即使中國軍隊能設法渡過鴨綠江，中國也無力在北朝鮮維持若干萬部隊。麥克阿瑟相信，中國至多能有幾千志願軍參戰而已。在他看來，美國軍隊具有絕對的優勢，“(中國)共產黨人要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他們的軍隊就會損失一半”。
三、美國對中國公開警告的錯誤判斷
正是由於一方面預計中國不會出兵，另一方面尤其有軍事上的優越感，所以在1950年9月下旬，美國軍隊不斷向朝鮮北部推進，戰場局勢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越來越不利。設若和臺灣國民黨政權沆瀣一氣的美國軍隊侵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則中國東北邊疆的安全必將面臨嚴重的威脅。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關注。中國政府亦開始通過各種方式向美國政府發出一系列的警告。例如，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絕不會置之不理”，儘管戰爭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破壞，但中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9月30日，在得到準確的情報獲悉美軍要越過三八線之後，毛澤東親自決定，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向全世界宣告，同時也是向美國政府發出最嚴厲的警告：“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爲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然而，美國決策層根據情報部門事先所作的“中國不會干涉”的情報評估，加之在軍事等國家實力上的自信優越感，對中國的嚴正警告置若罔聞。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麥克阿瑟繼續向北推進，只要蘇聯或中國共產黨的部隊沒有大規模地進入北朝鮮，那麼就徹底摧毀北朝鮮的武裝力量。與此同時，在9月30日，中情局居然認爲，“最近獲得的大多數信息表明中共決定不公開介入朝鮮”。它還在當天的《每日概要》中援引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柯克的看法，認爲中國軍隊干涉的時機已經過去了。因爲在柯克看來，“當聯合國軍拼命地防守南朝鮮的一塊狹小地區時，大批中國地面軍隊的涌入將證明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那時纔是共產黨武裝干涉的合乎邏輯的時機。”他的這種說法在美國政界及軍界高層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共鳴。他們普遍同意，“當戰爭一度可能會出現美國的敦刻爾克的時候，中國人剋制着沒有進行干預，他們決不會愚蠢到在目前階段把軍隊投入戰鬥。”另外，柯克還指出，“自仁川登陸以來，中共通過媒體宣傳以及和外國外交人員的私下接觸，採取了強硬路線，希望在三八線問題上嚇唬聯合國。”由於中情局贊同他的意見，所以它對向西方傳遞中國領導人看法的潘尼迦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感，認爲“潘尼迦也許正不知不覺地扮演一箇中間人的角色，從而替中共向聯合國施壓，防止它推進到三八線以北，同時迫使它支持中共取得聯合國成員的資格”。
於是，此後中國政府通過他傳遞的警告信息不受中情局所重視，同樣也得不到白宮的重視。
在韓國軍隊越過三八線之後，周恩來於10月3日凌晨緊急召見潘尼迦，就朝鮮戰爭問題再次鄭重地表明中國政府的立場：“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這個警告很快就由潘尼迦通知給英國的外交代表，然後通過英國外交部傳到華盛頓。中情局竟然對該“信息的‘可信性和準確性’表示懷疑”，因爲它認爲，“中共完全可能利用潘尼迦來傳遞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響美國和英國的政策。”它同時提出，中國人“會認爲公開介入朝鮮將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杜魯門總統和中情局的看法一致，也不相信潘尼迦傳遞的信息。在他看來，潘尼迦在過去經常同情中國共產黨，“他的話不能當作一個公正觀察家的話來看待。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共產黨宣傳的傳聲筒罷了”。
美國高層不僅不信任潘尼迦，甚至對印度駐美國大使―――尼赫魯總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提供的真實信息也不當一回事。因爲她曾對周恩來說：“每次您與潘尼迦大使談話後，我都從我們政府得到指示，並即刻與美國國務院聯繫。我曾警告美國國務院，如果繼續進軍，勢必迫使中國採取行動，到那時將後悔莫及。當時，美國國務院認爲我們東方國家只是說說而已。”
於是，在10月6日的《每週概要》中，中情局依然認爲，中國在軍事上介入朝鮮的可能性在繼續減少。而且，它強調中國之所以通過印度駐華大使發出威脅性的聲音，就是因爲“這是中共最後一道防線，……共產黨中國的意圖很可能是力圖嚇唬聯合國不要越過三八線，而不是它即將干涉的預先警告”。中情局10月9日的《每日概要》繼續堅持這種看法，尤其是其標題居然爲“中共對朝鮮的干涉不被人們所相信”。
在中情局的影響下，國務卿艾奇遜推斷，周恩來發出的信息是蘇聯和中國試圖迫使聯合國撤軍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國務院其他高級決策者也都認爲，周恩來的聲明是虛張聲勢，是蘇聯和中國爲挽救北朝鮮政權而進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杜魯門總統指示中情局擬定一份有關中國對朝鮮和亞洲其他地區意圖的詳盡評估。10月12日，中情局提交一份由各軍事部門及國務院的情報組織一致贊同的情報評估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中情局重申了其原先的評估結論：中國不可能干預，因爲從中國的角度出發，介入的不利之處似乎遠遠大於有利之處。而且，爲了進一步向白宮做出中國不會出兵朝鮮的保證，它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中共意圖的一些外在跡象，除了周恩來的聲明、部隊調動到滿洲以及在宣傳上對聯合國軍暴行和侵犯邊境予以譴責之外，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中共打算全面介入朝鮮”。
雖然中情局自信地多次提出中國不會出兵朝鮮，但是，“從周恩來10月3日發出威脅以來，杜魯門對赤色中國可能干涉朝鮮深爲擔心。此後不久，他決定應同麥克阿瑟舉行一次面對面的會晤，討論這一可能性及所有遠東問題”。杜魯門本人也在回憶錄中道出這種擔心，並說明他要和麥克阿瑟將軍面談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從將軍那裏得到“第一手的情報和判斷”，從而搞清楚是否中國真的“要在朝鮮進行干涉”。
在10月15日的威克島會談中，根據遠東司令部情報部門負責人查爾斯·威洛比少將的判斷———中共最近發出的一旦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即入朝參戰的威脅“很可能是一種外交訛詐”，再加之本身固有的軍事優越感，麥克阿瑟將軍十分自負地告訴杜魯門，中國人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們在最初一兩個月進行干涉，那將具有決定性意義。現在我們不再擔心他們的干涉了。我們不再畏首畏尾。中國在滿洲的兵力有30萬人。其中部署在鴨綠江邊的可能不到10萬至125萬人，跨過鴨綠江的可能只有5萬至6萬人。他們沒有空軍。由於我們在朝鮮擁有空軍基地，如果中國人試圖南下到平壤，那對他們來說將是一場大規模屠殺。”據佈雷德利回憶，總統對和麥克阿瑟的會談感到十分滿意。不過，令杜魯門絕對意想不到的是，麥克阿瑟一廂情願的判斷在威克島會談後第二天就被事實證明是極端錯誤的。在中共中央於10月13日最終決定參戰後，中國人民志願軍第42軍124師370團在副師長肖劍飛的率領下於10月16日率先渡過鴨綠江進入朝鮮。這表明，美國對中國有關朝鮮戰爭意圖的情報評估便徹底地錯了。
四、美國情報評估失誤的內在原因
事實上，以中情局爲核心的美國各情報部門早在8月就已經獲悉有關中國政府向東北邊境地區調動及部署軍隊的詳細情況。例如，查爾斯·威洛比在8月31日向麥克阿瑟和華盛頓報告說，“我們的情報網報告，從華中到滿洲的部隊調動已進行了一段時間，這意味着是進入朝鮮戰場前的部隊調動。”他還說，這些部隊共約24.6萬人，編成37個師，9個軍。並且美國情報機構在8月中旬以後也開始收到具體的報告，說是中國的領導人正考慮介入朝鮮，或者中國的軍隊已經進入北朝鮮。美國人收集到的這些情報，再加之中國政府一遍遍公開發布的警告信息，本應能夠使他們對情報的評估得出比較符合事實的結論。然而，他們的判斷卻出現了重大失誤。
這到底是爲什麼呢?除了前述探討的美國總把中國出兵與否和蘇聯的全球戰略聯繫在一起予以考慮以及麥克阿瑟等高層人物的剛愎自用之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美國決策層對情報的評估，受中情局的強烈影響，沒有站在中國政府主要擔心國家安全的立場上來考慮問題，沒有充分意識到在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東亞國際緊張局勢下，美國對朝鮮的軍事幹預將對中國領導人固有的安全擔憂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的，美國人低估了他們向鴨綠江挺進時中國感受到威脅的程度。雖然美國決策層從意識形態爭奪的角度認識到中國不會失去朝鮮就像美國不會丟掉朝鮮一樣，在朝鮮的較量涉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東亞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對剛誕生不久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缺乏瞭解，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對情報的評估只從自身角度出發，想當然地以爲中國出兵朝鮮的不利之處會遠遠大於有利之處;先入爲主地設想中國介入朝鮮不僅對中蘇關係造成負面影響，而且會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國國內問題變得更爲嚴重，進而既破壞經濟建設、危及政權穩定，反過來又對中國參與戰爭的能力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可是，事實卻完全出乎美國高層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的結果，“一致認爲”，中國軍隊“出動到朝鮮爲有利，……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爲有利”，而中國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總之，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此外，中國被迫參戰，中蘇同盟關係不僅沒有“變得緊張起來”，而且在戰爭中得到進一步的鞏固。中國的經濟建設在戰爭期間不僅沒有遭到破壞，而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都得以順利完成，同時，中國國內政治秩序十分穩定，新生的人民政權得到了鞏固。這一切反過來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戰爭。中國政府應對突發戰爭的能力使得美國在戰場上並未贏得預期的勝利，反而不得不因情報評估的重大失誤而在戰爭中付出巨大的代價。
其次，美國的情報評估沒有考慮到中國出兵決策中存在的複雜的意識形態因素。儘管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是中國領導人最終做出出兵決策的決定性因素，但是應當看到，這種決策的動機中還包括了中國領導人由臺灣問題引發出的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以及他們認爲，根據國際分工，中國應當爲社會主義陣營承擔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畢竟，一旦朝鮮政權的存亡受到威脅而中國袖手旁觀，那麼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爲馬列主義政黨的形象，無疑將受到極大損傷。顯然，中國出兵決策中存在着複雜的意識形態因素。然而，以中情局爲首的美國各情報部門要麼通過分析蘇聯的全球戰略意圖來判斷中國的出兵意圖，要麼憑藉中國國內存在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等現實問題來評測中國的出兵動機，完全拋棄了對意識形態因素的考慮，而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論爲評判中國出兵與否的理論基礎，自然落入教條主義的窠臼之中。其對情報的評估就必然出現重大的失誤。
最後，美國的情報評估缺乏對中國傳遞的信息的準確理解。當美國軍隊企圖越過三八線時，中國政府不斷地向美國人傳遞嚴厲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國情報機構視爲有目的的訛詐或恫嚇。它們提交的情報評估隨之便誤解了中國公開警告所傳達的真實信息。在雙方沒有進行直接交流和溝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況下，中國通過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國人信任的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和媒體向美國人傳遞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們的重視。因此，他們也就不瞭解中國出兵的底線。而該底線其實就是三八線。於是，美國並沒有意識到軍事北進到鴨綠江邊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會徹底激怒中國領導人。因爲美國政府認爲它已經向中國傳遞了以下信息：美國的北進對中國毫無惡意，不會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杜魯門在8月31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公開聲稱，美國海軍將於朝鮮戰爭結束後撤離臺灣。他還在麥克阿瑟發出有關仁川登陸的“烙鐵行動”計劃的第二天，便公開談論從臺灣撤出第七艦隊問題。美國總統這麼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想告訴中國人，他們採取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是針對中國的。然而，中國政府根本就不知道美國軍事北進的真實動機。對於美國人公開發布不會進攻中國的一些公開信息，中國人認爲純粹是欺騙性的宣傳，因而反覆向對方發出警告性的信息。既然美國人認爲他們已經向中國人傳遞了不會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犯的信息，那麼中國的警告很容易就被他們認爲是一種虛張聲勢或恫嚇性的宣傳，也不會引起他們的重視。這樣，對中國傳遞的信息的忽視和誤解最終使美國的情報評估出現重大失誤，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