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上曾經並存過三個獨立的政權，新羅、百濟和高句麗，這段時期，被如今的朝韓人士稱之爲半島的“三國時代”。但此“三國”與中國“魏、蜀、吳”三國具有本質上的差別，彼此間並無民族認同感，因爲它們不是從統一王朝分裂而來，而各有其不同的形成史。如果非要說這三者的文化之間有某種相似性，那麼也僅僅是它們都受到了中原文明的薰陶。
（圖）箕子朝鮮和衛滿朝鮮
關於朝鮮民族的起源，至今仍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認爲，朝鮮民族系由中國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與半島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這一點在中國以及朝鮮文獻中都有反映，具體爲“箕子朝鮮”。
據《史記》記載，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紂後，帶着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北部，被那裏的人民推舉爲國君，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朝鮮的早期歷史文獻，如《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也都贊同這種說法，並肯定箕氏王朝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
“箕子朝鮮”有可能已經具備了明顯的國家政體特徵，也可能只是具有共同利益的部落聯盟。拋開有爭議的具體歷史人物，可以認爲在朝鮮半島上所出現的最早政體與中國文明有直接關係。
這個政治共同體在中國秦漢時期爲燕人衛滿所滅，他依靠這裏的中原移民力量取代“箕子朝鮮”，定都王險城（今平壤），史稱“衛氏朝鮮”。
西漢武帝在公元108年發兵滅亡衛氏朝鮮，在其舊地設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將朝鮮半島北部收歸西漢政府郡縣體系之內直接管轄。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今天的大同江流域，漢朝實施了與中原地區完全相同的行政管理。
朝鮮半島上成熟的國家形態，至晚出現在公元2、3世紀前後，即半島南部百濟與新羅的出現，大體相當於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
百濟先後以慰禮城（今韓國首爾）、熊津城（今韓國公州）、泗沘城（今韓國扶余郡）爲都城，領土大致在朝鮮半島西南部。
新羅首都爲金城（今韓國慶州），最初領有朝鮮半島東南部，後統一朝鮮半島。
在中國中央政府控制力難以抵達的邊疆地區，出現了諸如新羅、百濟這樣的文明共同體，東亞不再只有中國一個區域擁有成熟的政治體制，對於大一統思想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最高統治者來說，如何處理對外關係成爲新的戰略命題。
（圖）燕國侵略箕子朝鮮前的形勢圖
在中國第一帝國階段，漢朝皇帝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思想出發，不承認東亞存在與自己權力對等的國家，仍舊努力將所知世界納入王朝的直轄統治範圍。隨着漢王朝的崩潰，中國與朝鮮半島結成的聯合體宣告破裂，這給後來歷代中原政權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處理與朝鮮半島的關係。
朝鮮半島與中原地區的歷史淵源，使中原歷代政權都認爲，朝鮮應該是中國的組成部分。可是這種觀念與現實的差距卻如此之遠。那麼，就需要一種新的聯合方式，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即中國滿足於朝鮮半島名義上的臣服，而放任其處於實際上的獨立狀態。
公元372年，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王遣使至中國東晉朝廷，雙方建立起正式的朝貢關係。晉文帝冊封百濟國王爲鎮東將軍，並領樂浪太守，百濟作爲中國的地方行政組織的特點還十分明顯。
南北朝時期，百濟與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貢關係，但與南朝的關係更爲密切。稍後，新羅也開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貢。只不過因爲新羅位於朝鮮半島西南端，交通不便，與南北朝的交往相對較少。
唐太宗推行的“羈縻制”，成爲中央政府對邊遠地區管理的可行性方案。
應該說，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朝鮮半島最終建立起逐步獨立的民族國家，但其早期是從屬於中原王朝的，之後也與中國保持着持續、制度性的政治聯繫。這種從屬性一直到唐朝，雖然有所減弱，但是本質未變。
（圖）朝鮮的三國時代
朝鮮半島的“小三國”中，最爲特殊的是高句麗。
作爲一個地理名詞，“高句麗”首見於《漢書》。西漢時期，高句麗是隸屬於玄菟郡高句麗縣的一個部族，其最高官職名稱爲“主簿”，與當時大漢王朝行政體制內的佐屬官員名稱一致。
發源於中國東北的高句麗地方政權，逐步統一了散落各處的部族政權，在向西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中央政府的壓制，於是轉而向朝鮮半島北部開拓，逐步將勢力滲透、擴張到原西漢中央政權在東北亞地區設置的“漢四郡”，其勢力逐漸取代了漢朝原來的郡縣體制，這也是朝鮮半島古國百濟屢次向南遷都的重要原因。
高句麗的擴張，導致了其與漢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武力衝突。大漢朝廷的軍事壓力迫使高句麗遷都到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西面的丸都山）。
東漢末年，高句麗曾主動配合剛剛成立的曹魏政權攻打遼東郡。曹魏攻下遼東後，高句麗終止了與曹魏的合作併發兵突襲遼東西部。公元244年曹魏反擊，摧毀丸都城。
七十年後，高句麗重建丸都城，並襲擊遼東、樂浪和玄菟諸郡。
正是由於高句麗進入朝鮮半島，使得這個原本與朝鮮半島歷史不相干的中國地方政權首次進入其歷史範疇。其標誌性歷史事件是公元427年高句麗遷都平壤。時值北魏政權的崛起，強大的北魏遏制了高句麗向西擴張的步伐。
隨着高句麗從東北地區進入並控制朝鮮半島北方大部分地區，它開始與朝鮮半島原有政權百濟與新羅處於頻繁軍事對峙時期，三國經常相互攻伐，公元551年，百濟和新羅聯合攻打高句麗。
公元594年，高句麗與百濟、新羅幾乎同時向隋朝朝貢，試圖從大陸政權那裏獲得合法地位，以期對對方形成政治優勢。
但在隋朝基本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598年，高句麗先發制人攻打遼西，引發第一次高句麗政權與隋政權之間的戰爭。隋文帝準備興兵問罪，高句麗王上表謝罪，自稱“遼東糞土臣元”，隋朝罷兵。
高句麗表面臣服，暗中仍四處聯絡反隋力量。當隋朝在突厥處發現高句麗的使臣後，開始意識到高句麗依舊沒有被馴服，於是發動大規模戰爭討伐高句麗。
用盡一切政治手段都未使高句麗真正臣服，隋王朝發動戰爭便成爲必然，其性質是古代中國維護王朝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戰爭，而非國家間戰爭。
從隋文帝開始，隋朝共發動了四次針對高句麗的戰爭，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煬帝楊廣時代發動的。此間由於隋軍進展有限，高句麗主動表示臣服，並且隨着隋朝的覆滅，高句麗問題就暫時擱置了下來。
在高句麗向南發展的同時，百濟與新羅也在進行着領土的爭奪。
大唐太宗皇帝執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穩，執行“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無力也不願對高句麗這個東北政權用兵。
在摧毀了突厥的勢力後，大唐太宗將目光投向帝國東北隅，唐太宗帶領李世勣、李道宗和長孫無忌諸將率軍十萬親征高句麗。
645年，唐太宗衝破高句麗的防線準備攻打平壤，但在安市（今遼寧鞍山）受到有力抵抗，加上寒冬天氣以及薛延陀入侵唐朝，唐軍被迫返回。
消滅薛延陀之後，太宗皇帝開始集結陸海部隊準備在649年再一次大規模進攻高句麗，直到太宗去世前，唐朝一直在組建海軍以備大舉討伐高句麗。儘管終其一生太宗也未將高句麗征服，但收復了今天遼寧一帶很多在南北朝時期被高句麗割據的土地，爲此後唐朝徹底征服朝鮮打下了基礎。
大唐高宗皇帝即位之後，由於西北局勢一時吃緊，也沒有立即大規模征討高句麗。
（圖）藍線爲日本出兵朝鮮半島
以上是半島三國與中國曆代政權之間關係的簡介，而當日本大和王朝逐漸興起時，東北亞的局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由於地理因素，朝鮮半島上的古國百濟與日本的接觸機率最高。當代日本明仁天皇甚至在68歲生日的當天承認桓武天皇的母親來自百濟王國的王室家族。
據日本史書記載，公元4世紀60年代，日本大和王朝出兵朝鮮半島，征服了所謂的“弁韓之地”，並設“任那府”進行統治，百濟由此成爲日本的朝貢國。
《日本書紀》記載：百濟割讓“任那四縣”。
韓國不少學者表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在這裏，我們只能藉助其他史料作出儘可能合理的推斷——日本大和政權很可能在短期裏發動軍事攻勢取得過一些四分五裂的部落領地，這些領地大致位於朝鮮半島南部，也就是今天韓國慶尚南道一些地區。
公元552年的某一天，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王向日本派出使者，他們帶來了佛像和佛經。在大和朝廷的廟堂之上，天皇詢問羣臣是否可以崇信佛教。
大臣蘇我稻目在此之前已與中國先進文明有深度接觸，他認爲日本完全可以像中國那樣的發達國家一樣去信奉佛教，而且應該以佛教爲國教，以實現全國宗教信仰的統一。他的政敵堅決反對，認爲基於日本的特殊國情，佛教信仰會帶來災難和混亂，應該讓人民繼續信奉原來各氏族自己的神靈。
這場鬥爭發生在聖德太子攝政之前，其實是聖德太子改革序曲，也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其背後則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
佛教先由古印度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到朝鮮半島，繼而傳至日本列島。毫無疑問，朝鮮半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充當着橋樑，同時，控制朝鮮半島，對日本脫離並抗衡中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公元7世紀初，高句麗的勢力範圍擴張到朝鮮半島，對百濟、新羅實行擠壓，這就使得百濟、新羅在相互攻伐的同時，還要對抗高句麗的擴張。而同時期的隋、唐兩朝都曾東征高句麗，試圖重新統一遼東故土。
可見，一旦高句麗被順利平定，中國在東北亞的優勢地位將更加穩固，日本的比較劣勢也就更加明顯。
日本，是多麼渴望能在朝鮮半島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這不僅可以擴大本國的領土範圍，而且可以改變依賴半島間接與中國發生聯繫的現實，直接與中國進行聯繫和交往。如今，半島小三國在新仇舊恨中相互傾軋，局勢混亂，是時候將大和的擴張觸角深入到朝鮮半島中去了。
維護與其關係密切的百濟？那隻不過是一個出兵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