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清代攤丁入地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清代的“攤丁入地”是什麼?雍正時期爲何要實行“攤丁入地”?
清承明制，在賦稅制度方面，承襲其“一條鞭法”，並進一步完善了新的稅制，將名目繁多的各個賦役項目合併，統稱爲地丁錢糧。這還是在形式上的變革，實際上弊端難除。
此制與戶丁編審相聯繫，就是說，人丁多少直接關係到國家丁賦的收入。地方紳衿、豪強就利用編審戶丁的機會，想方設法隱瞞戶口，逃避編丁。清廷規定：編審戶丁只編當地“土著”人，外來的戶口不計;還規定“優免”條例，凡當官任職之人，舉貢生員等知識分子及身在大軍中服役者，皆免於編丁，再有爲人傭作與奴僕者也不列於丁。
於是，他們就從中作弊，想法多免濫免。而貧苦農民及其他階層的窮苦人爲躲避丁役，就紛紛投靠到縉紳豪強之家。清廷所做的政策性規定漏洞很多，故被利用，弊病非只上述一例。最受損害的當然是貧民，輸丁銀多，富豪之家地多卻少丁差。社會矛盾由此而發展，到康熙五十一年清廷宣佈“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即爲解決這一矛盾而提出來的。當然，這項規定，已遠遠超出編審人丁的實際意義，這就爲“攤丁入地”創造了重要條件。
“攤丁入地”，在康熙朝後期已在部分省區實行。由朝延下令，推廣到全國，則始於雍正初年。雍正元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首議“攤丁人畝”，請求允許山東依照浙江省例，將丁銀攤入地畝輸納。世宗尚在考慮中，九月，戶部又討論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攤丁入地”的報告。世宗沒有馬上批准，將此事交給九卿詹事科道官員議論，把最後結論向他報告。
很快，他批示巡撫李維鈞關於“攤丁人地”的報告，照戶部原議執行。戶部的意見是，准許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內，自雍正二年爲始，造冊徵收。這樣，直隸全省第一個正式實行“攤丁人地”的新政策。
在直隸的帶動下，又得到朝廷的支持，其他各省紛紛仿效。計有山東、福建、河南、浙江、陝西、甘肅、雲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廣西等13省相繼實行“攤丁入地”，遲至乾隆初年，山西和貴州兩省才完成了這項賦稅變革。惟盛京、吉林等地區，屬清代的“龍興”之地，情況特殊，直到清末才進行改革。
所謂“攤丁入地”，簡單地說，是把人丁稅併入地畝賦稅之中，按地畝多少繳納賦稅。封建社會的賦稅，包括地畝稅和人丁稅兩大項。紳衿、豪強與地方胥吏勾結，隱瞞丁口，偷漏人丁稅;而貧民無地或少地，但丁口多，其丁稅亦重，同時還負擔了被隱瞞丁口的丁稅，農民和其他貧民的負擔就更重了。
改革後，以康熙五十年各省地區丁口爲常數，統計丁稅數額，均攤於地糧稅之內。其後新增丁口不計稅。以雍正元年李維鈞上奏“攤丁人地”的具體辦法爲例：直隸全省地糧稅爲203餘萬兩，丁銀共42餘萬兩。兩項通爲覈算，將丁銀42餘萬兩之數，均攤於203餘萬兩的地糧之內，再照土地上中下三等，各按納糧輕重之數，分攤丁稅。
經複覈，直隸“攤丁入地”的具體數額是：每收田賦銀一兩，應分攤丁銀二錢七釐餘，換言之，朝廷每徵收田賦一兩稅，就額外加徵二錢七釐餘丁稅銀。很清楚，這是以地稅爲主，人丁稅爲附加部分。顯然，誰家的土地多，繳納的丁銀就多;反之，地少者其丁稅亦少，至無地，也就免交丁銀。通觀全國，各地情況不同，計算方法也有別。直隸是以全省統計，也有的以州或縣爲單位，統籌計算的。不管採取何種計算形式，其“攤丁入地”的原則都是一致的。
歷代賦稅制度屢有變化，在明以前，不管如何變化，都離不開實物與力役兩方面，至明中葉，貨幣賦稅的萌芽開始出現，這就是將稅糧改折爲貨幣，用代役銀代替個人力差。及行“一條鞭法”，着重改革役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
至清康熙末年主要是雍正時期，賦稅制再爲之一變而爲“攤丁入地”。這是自春秋戰國以來，迄至清中葉，歷兩千餘年的一大鉅變，即由實物地租，向貨幣賦稅的過渡，卻是經歷了漫長而悠久的歲月才實現。這個過程相當緩慢，然而，畢竟已基本完成了這個必然的過渡，體現了歷史的巨大進步。
繳納實物地租、人頭稅，以及服勞役，是封建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而貨幣地租或貨幣賦稅的出現，標誌着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反映了封建社會內部解體的歷史趨向。史學界通常的說法，自明中葉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而且有了一定的發展，刺激了貨幣流通的擴大。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明中葉始有賦稅改折爲銀、力役以丁銀替代的變革。明末因長期戰亂暫時中斷或延緩了這一歷史進程。自康熙初年以後，隨着大規模戰爭的平息，中國社會重新走上了發展的道路，經濟逐漸繁榮，商業活躍，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業如作坊、工場等，也迅速地發展起來。貨幣在社會生活中日益成爲人們商品交換的重要手段，於是，以貨幣爲徵稅手段的賦稅制便應運而生。
以往，論述或分析清代賦稅改革，只看到了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集中在地稅與丁稅分配不合理，造成貧富不均，卻忽略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狀況，因而看不到問題的本質，顯然是理論上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漏洞。所以，單純地分析土地問題，不足以說明雍正時期實行“攤丁入地”的真正原因。
毫無疑問，世宗實行“攤丁入地”是封建社會賦稅的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它一勞永逸地取消了千百年來所實行的丁銀，不僅減輕了廣大百姓的丁稅負擔，也使歷代編審戶丁逐漸失去了應有之意，至乾隆三十七年便“永行停止”編審丁戶，封建社會的這項制度至此最後終結。
丁稅與後來編審丁戶之取消，又使千百年來人身獲得了相當自由，從一定意義上說，“攤丁入地”也是一次人身解放運動。學術界對此往往估計不足，沒有賦予充分而深刻的分析。
如明末在推行一條鞭法時，引起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從反面證明“攤丁人地”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對工商業者的束縛，有利於促進商業的發展，爲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開拓了道路。儘管如此，“攤丁人地”仍然是以土地爲徵收賦稅的基本對象，繼續維護封建生產關係，雖說已注入了資本主義的因素，但中國的封建社會尚未發生根本的變化。
世宗的經濟思想，還是傳統的“重本”，即農業的思想，以鼓勵開荒，不斷擴大土地面積解決人們的衣食來源，保證國家的稅收。早在順治特別是康熙時期，朝廷一直是多方鼓勵農民墾荒，同時以本地墾荒的實績作爲考覈地方官員的主要內容，已收到了實效。
世宗繼續鼓勵墾荒，不過，在政策上略作調整，以鼓勵農民墾荒的積極性。雍正元年四月，他對戶部闡述了墾荒的重要性。他說：“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瞻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看來，世宗還不懂得提高單位產量的重要性，更不懂得以科學的方法種田，他唯一懂得的，就是多墾荒，擴大耕種面積而已。
世宗已發現康熙時鼓勵墾荒已漸生弊端，由於地方各級官員勒索克扣，農民已失去墾荒的積極性。爲此，他公佈了墾荒的新政策，他明令禁止地方官員不得干預，更不許勒索，讓老百姓自由開墾，將開墾實數報官即可。他規定：開墾水田以六年起科納稅，旱田以十年起科，換言之，在規定的年限內，墾荒民戶不繳納賦稅，全部收入歸己。從府州縣到督撫大員，鼓勵和扶持墾荒數額多的，朝廷賦予獎勵，允許作爲業績提升職務。
大規模地墾荒時期已經過去，但世宗的意圖，“務使野無曠土”，作爲解決地少人多的一個辦法。這對於發展生產仍具有重要意義。農民受到鼓勵，重振了墾荒的積極性。雖說數量不甚多，但年年都有墾荒數額的奏報，如雍正十二年初，有南昌、新建等19個縣報告：他們已墾田55餘頃。同年底，全國的土地數已達890萬頃。這個數字已高出康熙時期，也高於明洪武和萬曆初的土地數額。這與清廷獎勵墾荒的政策確有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