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清朝養廉銀，希望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貪污腐敗似乎已經成了清朝官員的一個比較普遍的特徵，有人更是認爲，清朝的腐敗在兩千年帝國時代裏處於領跑地位，這一看法原因有二：一是單個官員搜刮的金額破了記錄，這個破紀錄者即是和珅，他的財產至少抵得上當時全國三年以上的庫銀進項。二是貪污的普遍化。從所謂的“乾嘉盛世”的乾隆四十年到六十年間，被查處的督撫以上大員就多達二十餘人，以至於乾隆皇帝不得不承認，“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而防閒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嘉慶年間的一位國史編撰曾經在一道奏摺裏說：
吏治一日不肅，則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於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肅，則督、撫、藩、臬其標準矣。試思十餘年以來，督、撫、藩、臬之貪欺害政，比比皆是。
由此可見，在清代中期的嘉慶年間，貪腐行爲就已經演變成從上到下、比比皆是的普遍現象了，清代晚期的貪墨腐敗之風更是愈演愈烈，達到了一種觸目驚心的地步。爲什麼會這樣呢?難道是官員們的俸銀不夠花嗎?清朝官員的俸祿究竟有多少?下面就從清代的官俸制度的演變聊起，試着探究一下事實的真相。
01俸銀根本不夠花
應該說，和之前的歷代相比，清朝的官俸標準是比較低的。龔自珍在《明良論一》中說：漢唐宋之制，俸皆數倍於今世。康熙時期的御史趙璟也要求皇帝漲俸祿的條奏裏說：臣以爲俸祿不增，貪風不息，下情不達，廉吏難支。
那麼清朝官員的官俸有多少呢?
清朝入關以後，官俸制度是承襲明朝而來，實行的是一種低俸制。順治元年，國家明確“百官俸祿仍照故明例”，規定：在京文官俸銀正一品215.5兩，從一品183兩，一直依次遞減爲正九品19.5兩。不論品級高低，還發放一塊補助即“柴薪銀” 12石米。各省的外官俸銀和京官一樣，只是沒有柴薪銀，待遇更低。
由於都反應俸銀不夠花，到了順治十年，清政府進行了正式的官俸制度改革，規定京官正一品和從一品每年都是俸銀180兩，祿米90石，一直遞減到正從九品是俸銀33.4兩，祿米16.5石。而外官還是和京官拿的俸銀一樣，沒有祿米(如下圖)，祿米每石大致能相當於一兩銀子，以此計算，京官的俸祿增加了18%左右，而外官的俸祿比順治初年大幅減少了。
這些俸銀相當於現在多少錢呢?按最繁榮的康乾時期的物價，20個銅錢能買3斤米，而一兩銀子能換1000個銅錢，按現在米價3元一斤左右計算，當時的一兩銀子大致相當於現在的450元錢左右。一品京官的俸祿相當於每年12萬元，九品的工資每年僅有2.2萬元。外官就更慘了，一品官每年是8萬多元，九品僅有1.5萬元。
除了俸銀，清朝官員的收入構成裏還有幾項。
一是公費。即辦公費用，是朝廷給各級官員辦公所用的筆墨紙張以及雜費開支用度給予的補助性費用，也是按官員的品級支取，公費銀並沒有多少，也就幾兩銀子。典籍裏有這樣的記載：“順治四年定各庫使月費銀有差，各庫庫使月給銀二兩，戶部司庫月給銀四兩，庫使一兩五錢，工部庫使一兩。”
二是津貼。津貼也是一種臨時性補助，原則上一般官員都有，清朝末年由於物價上漲，官員的俸祿又經常被剋扣，津貼和公費一樣被當成一種制度確定下來，但需要各省自行籌措這部分費用用於發放，因此由於經費經常短缺，發放的津貼數額比公費銀更少。
由此可見，加上公費和津貼，各級官員的俸祿並沒有增加多少。而可悲的是，這些還不一定能拿到手，因爲清朝的官俸制度裏，還有一個罰俸選項，對官員們的威懾力也是很大的。罰俸是清朝對官員進行處分的最低一級，凡是發現官員在工作中有疏忽行爲，但情節輕微沒有造成重大損失的，按情節輕重分爲七級處罰，分別是罰俸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九個月、一年和兩年。
使官員不小心被罰俸的事項非常多，比如官員將倉庫或監獄交給不該交給的人，要罰俸一年，上任遲到一個月的，罰俸三個月，遲到兩個月以上的，罰俸半年。承辦事件延期推諉的，罰俸一年。甚至書寫潦草、蓋印模糊不正、穿衣服不得當等等，也要被罰俸。
本來就不多的工資再加上隨時還有可能被罰掉一部分，使得官員們叫苦不迭。要知道，在清朝做官，俸祿並非自己一個人用，而是很多人都指着這筆錢生活。一般官員包括妻妾孩子在內的家口都比較多，而除了養家餬口之外，奴僕、幕僚等僱員的工資，也需要官員來支付，這樣一來，原本就“無以贍其家”的俸祿，還要應付許多因公的私人開銷、辦公設備的置辦和損耗以及定期給上級官員的禮金，自然就入不敷出了。雍正時期的浙江總督李衛曾在奏摺裏說“年約費金八千餘兩”，雲貴總督高其倬也說：“一年六千金，盡敷用度”。而一品官員的規定年薪只有不到三百兩，缺口之大，令人咂舌。
02 不夠花怎麼辦?只能貪
御史趙璟在給康熙皇帝的奏摺裏說：
知縣(俸銀)四十五兩，計每月支俸三兩，一家一日，粗食安飽，兼餵馬匹，亦得費銀五六錢，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費，尚有二是餘日將忍飢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勢必飢寒。若督撫勢必取之下屬。所以禁貪而愈貪也。下官行賄以塞上司之口，上官受贓以庇下官之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
意思是，縣官的一個月的俸銀只夠支撐五六天，剩下的二十多天只能喝西北風。不想喝風怎麼辦?就只能從百姓那搜刮和貪污。
從這一段話還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官員的貪腐手段根據職位的不同會有所差別。州縣一級的官員，距離底層百姓比較近，他們掠奪財富的方式一般都會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比較隱蔽，常用的斂財手段一是加徵加派，二是徵多報少，多出來的部分就中飽私囊了。而高層官員因爲無法直接搜刮百姓，他們就通過下級屬員進行斂財，所謂的“大魚吃小魚”。一般有四種方式：一是下級官員直接送禮物和金錢，二是在稅金中按比率扣留，三是剋扣應該下撥給基層官署的經費。大小官員互相配合，一起行動，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貪污之風自然就盛行起來了。
僅向上級送禮一項，名目就非常繁多。“聞向日饋送巡撫節禮諸項，正數之外，又有堂禮、隨禮、綢緞禮、契食禮。其他贊營屬印、請託題調、扣剋規例、濫準詞訟，盈千累萬”，一個巡撫每年所收到下屬所送的各種禮是數以萬計。
在俸銀製度剛剛實行的順治年間，就有官員指出：今貪官污吏遍天下，雖有彈劾，不過十分之一，其他弊端較明季更甚。到了康熙年間，由於皇帝比較寬仁，官員們貪污起來更是肆無忌憚。戶部尚書希福納侵吞盜取國庫銀兩近十萬兩，康熙爲此曾一晚上沒睡着覺;侍郎色爾圖克扣軍餉，造成了巨大的軍需缺口……
更爲致命的是，有些官員剋扣公共工程的款項，導致很多工程無法施工，人爲造成了很多災害，普通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有的選擇揭竿而起。就是號稱康熙盛世的末年，爆發了壽春起義、德化起義等多次農民起義，對帝國的統治帶來了巨大的危機。
03怎樣止貪?養廉銀橫空出世
雍正即位初年，國庫空虛、吏治腐敗、陋規累累、政務鬆弛，簡直和明朝末年差不多，這使得雍正帝坐不住了。他說“朕以前旁觀三四十年，一切情態知之甚悉”，認爲產生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官員特別是外官的俸祿過低，而他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推出“養廉銀”制度。
養廉銀，顧名思義，是用高薪以養廉。雍正認爲不可使官員“枵腹從事，令天下人視官場爲畏途”。意思是說不能讓官員餓着肚子辦事，從而讓天下人都不願意當官。
《皇朝文獻統考》裏記載：
養廉之設，自各省耗羨存公，以備公用，即其贏餘，定爲各官養廉。雍正二年，山西巡撫諾岷始行之，嗣後各省大吏俱奏請仿效其法，蒙世宗憲皇帝次第允行。
也就是說，養廉銀製度雖然在雍正年間首創，但並非是從上而下的推行，而是先在山西試行，各省紛紛要求照辦，然後雍正皇帝下令推廣到全國。
那麼養廉銀能發多少呢?
養廉銀起初只在外官中推行，各省發放的標準不一，比較混亂，但可以肯定的是，養廉銀的數額對於正式俸祿來說，其數目的差距還是很驚人的。雍正四年山西巡撫伊都立官俸不到三百兩，養廉銀竟然發了三萬兩，是正俸的100倍!按照前文的換算方法，相當於現在的約1350萬元，和以前窮酸的工資相比，可謂天壤之別了。
由於養廉銀製度剛剛實行，各省督撫拿到手的養廉銀數額參差不齊，拿的多的，就引起了互相攀比、爭名逐利的現象，於是在乾隆朝對養廉銀髮放標準進行了兩次規範，規範後的標準，一般來講各省總督導養廉銀在15000兩左右，巡撫的在12000兩左右。各地知府一般在2000兩左右，知縣在1000兩左右。按照現在米價水平換算一下，督撫的養廉銀相當於每年540萬元以上，知府的相當於90萬元，知縣的相當於45萬元，也非常可觀。
養廉銀從哪來?
養廉銀最主要的來源是耗羨。耗羨，是火耗和羨餘的合稱。火耗就是白銀在熔鑄過程中發生損耗而要求老百姓另外補繳的部分;羨餘就是在賦稅之外又以各種名義加收的一些雜稅。其次，養廉銀的來源還有“贏餘”和“陋規”。贏餘是政府各項收入中超出規定指標的部分，陋規則是一些不太合法的額外收入，比如鹽商每年照例給一些地方政府的禮金。
養廉銀是發給外官的，這樣一來，京官的收入相比起來就太少了，於是心裏就不平衡了。爲了在京官和外官之間搞平衡，雍正給京官加了“恩俸”和“雙俸制”，把京官也納入了養廉銀體系之中。
應當說，養廉銀製度的推出，在一開始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一是極大提高了官員收入水平和物質待遇，使官員的工作積極性大大提高，同時因爲錢夠花了，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腐敗的意願。二是切斷了鏈接上下級官員的腐敗鏈條。此前，底層官員無限制地徵收耗羨，再逐級向上輸送利益，當耗羨被用於養廉銀的來源後，耗羨的徵收就比較透明和規矩，使底層官員的財源無形中得到控制，從而也減少了向上的利益輸送。官員孫嘉淦曾這樣評價養廉銀製度：養廉已足，上司不得需索屬員，而攤派無由。是則耗羨歸公，既無害於民生，復有補於吏治。
04養廉銀爲何越養越貪?
本來是爲了解決官員的低薪和貪腐而設立的養廉銀，在官員待遇提高之後，沒過多長時間，貪腐又開始出現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隨着養廉銀製度的推行和發展，它的幾個致命缺陷就暴露出來了。
一是養廉銀的來源主要是耗羨，而耗羨本身就是稅收之外又加徵的費用。成爲養廉銀的的財源之後，這些稅外之稅就成了正規的稅收，由不合理變爲了常規合理。這就使本來由國家擔負的官員薪酬負擔轉嫁到了農民身上，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煉銀的實際損耗每兩不過1%-2%，但官員在實際徵收中，往往達到20%-30%，有的達到了40%，如此重負讓百姓苦不堪言。
二是養廉銀數目巨大，正式俸銀反倒成了零頭，失去了吸引力。這就使各地官員爲了獲取鉅額的養廉銀而加重了對百姓和地方的搜刮力度。
三是官員之間養廉銀標準 的不平衡，引發了互相攀比。底層官員對於拿的比高層官員少而心裏不平衡，京官和外官也因爲薪俸水平相差大而不平衡。這樣京官就又會開始暗示外官給他們“表示表示”，而外官特別是基層官員又通過加重盤剝百姓來向上進行利益輸送，曾經的利益鏈條又出現了。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實際上，養廉銀的數額如此之多，是使貪污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從某種程度上反倒鼓勵了貪污。養廉銀來自於額外的收入，這種收入在康熙年間是不合法的，起碼是不能合法地發放給官員，然後養廉銀製度實行之後，這種額外收入竟然變成了合法收入，一些非法的盤剝手段也被承認，變成了合法。這樣一來，官員們都在挖空心思謀取養廉銀，拿的少的想要多拿點，拿的多的想要更多。以至於到了清代後期，官吏們普遍都把做官當成了經商一樣，上任前首先盤算的是能謀取到多少養廉銀。嘉慶年間的洪亮吉在文章中就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見裏中爲守令者，親友慰勉之，必先爲之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不復掛之齒頰。
總結一下：高薪養廉的思路是對的，但應該是用正俸發高薪、由國家財政統一發放，而不是由各地自行取之於民。放縱官吏通過搜刮百姓來獲取高額的養廉銀，也就使養廉與腐敗混爲一談，並且使腐敗合法化了。清朝後期官吏愈發腐敗、政治癒加渾濁，與養廉銀製度的推行和失控有關。靠魚肉百姓來養廉，貪污之風不盛行纔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