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於古書的成書有精闢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侷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爲手撰，孰爲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爲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僞託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爲僞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爲，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爲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祕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祕，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祕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爲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週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爲師。自餘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說：“我們認爲，餘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着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爲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爲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樑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祕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衆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樑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爲《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僞。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爲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爲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羣斥爲僞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僞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