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氏一生著述較多，主要有《黃帝素問宣明論方》(1172年)15卷，《素問玄機原病式》(1186年)，《內經運氣要旨論》(即《素問要旨論》)，《傷寒直格》(1186年)3卷，《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二卷)，《三消論》《附《儒門事親》》，《素問藥注》(已佚)，《醫方精要》(已佚)，其他託名劉完素的著作還有《習醫要用直格並藥方》、《河間劉先生十八劑》、《保童祕要》、《治病心印》、《劉河間醫案》等。後人多把完素的主要著作統編成“河間六書”、“河間十書”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醫家的著作。
爲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祖國醫學，建國以來，曾對劉完素著述進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重新出版其部分專著，發表了不少研討劉完素學術思想和診治經驗的論文，從而挖掘出很多有價值的東西。爲了進一步總結整理劉完素的學術思想和臨證經驗，使其更廣泛地運用於現代中國醫理論研究和臨牀實踐，使其更廣泛地運用於現代中醫理論研究和臨牀實踐，借中國中醫藥出版社編輯出版《唐宋金元名醫全書大成》之機，對劉完素的原著《黃帝素問宣明論文》《素問玄機原病式》《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傷寒標本心法類萃》《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三消論》《保童祕要》共7本，進行全面而系統的校注和研究，編成《劉完素醫學全書》。
劉完素認爲火熱病機非常廣泛，故而對於風、溼、燥、寒等一些病證，劉氏也從火熱闡發，這樣就形成了其以火熱爲中心的學術觀點。其中，劉氏強調了風、溼、燥、寒諸氣在病理變化過程中，皆能化生火熱，而火熱也往往是產生風、溼、燥、寒的原因，這就是著名的“六氣皆能化火”學說。劉氏認爲風氣與火熱的關係十分密切，風有助火勢之力，若已有火熱之證，再兼有風氣，則又可使火熱病症表現更爲突出。另一方面，病理上的風，又往往因火熱過甚而成。而且，風與火熱之氣，在病變過程中，又往往容易相兼爲病，這樣風與火熱的關係就十分密切了。對溼與火熱而言，劉氏認爲人體感受熱邪之後，由於火熱怫鬱於人體之中，造成氣機不得宣行，則津液不布，水溼不運，停於人體成爲水溼之邪。此外，若溼氣閉鬱，陽氣不得宣通，亦可以內生火熱。溼與熱二者之間互相影響，形成了非常密切的關係。
就燥與火熱來講，劉完素認爲燥邪性屬秋陰，屬陰邪範圍，並提出了治療原則“宜開通道路，養陰退陽，涼藥調之，慎毋服烏、附之劑”。他認爲：“金燥雖屬秋陰，而其性異於寒溼，反同於風火熱也”。即指燥雖屬陰邪，但又有與風、火、熱等陽邪類似的特點。而火熱邪氣傷人往往表現出乾燥之象。這樣，燥與火熱的關係就十分密切了。至於寒與火熱，一爲純陰，一爲純陽，水火難融，二者不可相兼爲病。劉氏指出，寒性收引，感寒之後，閉塞其外，陽氣不得宣通而怫鬱，也可以成爲熱證。而“心火熱甚，亢極而戰，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慄也。然寒粟者，由火甚似水，實非兼有寒氣也。”說明寒鬱可以生熱，熱鬱可見寒證，寒與火熱的關係也十分密切。這樣，就形成了以火熱病機爲中心的六氣病機學說。
劉完素不僅重視外感熱病的病機與治療的探討，同時對雜病的證治亦十分重視。如對消渴病認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多而不甚飢，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已與後世分消渴爲上、中、下消三種，上消多渴，中消多食，下消多尿基本一致。而且對此病的病機認識也很有見地。他說：“如此三消者，其燥熱一也，但有微甚耳。”因此，在治療時，劉氏主張“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一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澀，則病日已矣。”強調了清除腸、胃、心諸臟腑之熱而補腎水之衰，是主要治法。若津液得生，燥熱得去，則消渴自除。
對於中風，在劉河間以前，多從外風論治。唯劉氏在“六氣化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的理論指導下，在《內經》“諸暴強直，皆屬於風”的病機啓示下，提出中風一病乃由內而生，並非外中風邪，而是陽盛陰虛、心火暴盛、腎水虛哀的病機所產生的。其病因多是情志失和、五志化火所致。劉氏的這些論點，糾正了前人以外風論中風的謬誤之說，是對中風病機學說的發展。在治療方面，劉氏主張用寒涼之藥除鬱熱、開結滯、散風壅、通氣血。或用三一承氣湯通腑瀉熱以瀉心火之暴盛，或用靈寶丹(硫黃、自然銅、雄黃、光明砂、磁石、紫石英、陽起石、長理石、虎脛骨、膃肭齊、龍腦、麝香、牛黃、龍齒、鍾乳、天麻、遠志、仙靈脾、巴戟、烏蛇、苦蔘、肉桂、鹿茸、木香、肉豆蔻、延胡索、胡桐律、半夏、當歸、生地黃汁、童便、無灰酒、皂莢仁、犀角)、至寶丹(生犀角、生玳瑁、珀琥、珠砂、雄黃、金箔、銀箔、龍腦、麝香、牛黃、安息香)等以清心火、開心竅、安心神等，至今仍有臨牀實際意義。雖然，劉氏提出中風的內風論，治療方法尚不十分完善，但對後世還是頗有啓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