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是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被後世稱爲”詩魔“。他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二人合稱“元白”，又與劉禹錫合稱“劉白”。下面跟小編一起了解一下白居易所作的《同李十一醉憶元九》吧。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白居易 〔唐代〕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譯文及註釋
譯文
花開時我們一同醉酒以消除濃濃春愁，醉酒後攀折了花枝當做行令籌子。
突然間，想到老友遠去他鄉不可見，計算一下路程，你今天該到梁州了。
註釋
破：破除，解除。
酒籌：飲酒時用以記數或行令的籌子。
天際：肉眼能看到的天地交接的地方。
計程：計算路程。梁州：地名，在今陝西漢中一帶。
創作背景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公元809年(元和四年)，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
賞析
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從詩中可見作者同元稹的交情之深。全詩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遊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覆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詩人之所以要作這樣的修改，是因爲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
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爲“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宕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裏，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面上有一層神祕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稹、白居易平日的友情爲基礎的。
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的遊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他們兩人應當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遊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居易的詩比美的。
讀者更可見兩人的交誼之篤，也更可見白居易的這首詩雖像是偶然動念，隨筆成篇，卻有其深厚真摯的感情基礎。如果把兩人的詩合起來看：一寫於長安，一寫於梁州;一寫居者之憶，一寫行人之思;一寫真事，一寫夢境;詩中情事卻如《本事詩》所說，“合若符契”。而且，兩詩寫於同一天，又用的是同一韻。這是兩情的異地交流和相互感應。讀者不僅可以領略詩篇的藝術魅力，而且可以從它的感情內容得到真和美的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