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乍看此詩，諸位一定覺得既陌生而又似曾相識。然也，此正是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就義前所作的那首[獄中題壁詩]的原詩。而那另一首膾炙人口的、一百多年來被中國人反覆吟頌、激勵了無數人爲理想而獻身的“獄中題壁詩”卻是被篡改過的僞作。
篡改者正是譚嗣同的同志兼好友梁啓超。“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這四句甚至比原詩更加豪邁激揚，更加雄渾悲壯。儘管我心裏很不願意承認，但它畢竟不是真實的歷史。梁任公百年來被許多中國人包括我本人一直視之爲精神導師，也是我最崇敬的近代學者和思想家。而他篡改譚氏絕命詩的目的，僅僅是爲了掩蓋一個歷史真相。
歷史就像是個隨時要被打發去接客的婊子，時常被鴇母一般的史家打扮的濃妝豔抹的，一巴掌過去能扇下厚厚的一層雪花糕來。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樑師徒流亡海外，辦刊、演講、作學問，編撰了大量與那段歷史有關的著作，但他們至死都不承認維新黨人當年策劃過“圍園錮後”的密謀，聲稱是守舊派及袁世凱等人對維新派的誣衊。如後來康有爲在《上攝政王書》中說：“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大下。其時慈官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惟此之故。”這裏，康有爲指明是袁世凱捏造了維新人士謀圍頤和園的情報，朝廷誤信其言，方導致後來的種種變故。因爲康、樑是那場運動的當事人，所以後世史家們有不少人以康、樑的說法爲準。事實究竟是否如此，自然還當從其他當事人的撰述中尋蹤覓跡。
袁世凱便是戊戌變法及那場撲朔迷離的密謀中的主角之一。傳統的說法是袁世凱玩兩面三刀 , 一面對維新派及光緒皇帝虛以委蛇， 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時，假意答應譚嗣同同意舉兵殺榮祿 , 圍攻頤和園，囚禁慈禧太后; 另一面決定投靠守舊派，當天乘火車趕到天津 , 在榮祿面前把密謀合盤托出，一股腦將將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賣了。緊接着是慈禧臨朝訓政 , 囚禁光緒帝 , 捕拿維新派 , 斬殺六君子 , 致使百日維新失敗。這種說法的重要憑據之一是袁世凱自己寫的《戊戌日記》，其中他對自己出賣維新派之事毫不掩飾，但對他與維新派的密切關係以及是否有參與密謀一節卻是欲蓋彌障，含糊不清，破綻百出，難以自圓其說。
隨着許多史料及證據浮出水面，這種說法已逐漸被推翻。近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慈禧在袁世凱告密前已經決定重新出面訓政，發動政變。而袁世凱先前並無告密的念頭，而是在聽說了政變的消息後，以爲是因爲密謀敗露而引起的，嚇的屁滾尿流，爲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便跑到一度對他頗爲欣賞的榮祿面前，連滾帶爬地跪在地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懺悔，把維新派“錮後殺祿”的密謀竹筒倒豆子，合盤托出，求榮祿爲他作主 。而慈禧在政變之後才聽說了密謀一事，又驚又怒，後怕不已，這纔開始對維新派進行大肆捕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說明袁世凱告密並不是引發政變的原因，但他落井下石，卻是導致六君子被殺的主因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史證。一個是八十年代左右在日本發現的畢永年所寫的日記《詭謀直紀》。畢是譚嗣同的好友兼同鄉，這本日記中載，康有爲曾召之密謀說：“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於九月天津大問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后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爲李多祚也。”又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爲參謀，以監督之何如?”畢永年認爲袁世凱爲人大不可靠。康有爲又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后而廢之可也。”後又有人告訴畢永年：“頃樑君謂我雲，先生(指康有爲)之意，其奏鋼皇上時，只言廢之，且俟往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乎?” 另一個是康有爲替光緒帝聘請的新政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他寫的《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說：“(慈禧)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着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纔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劃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還說：“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閉起來。
以上都是同時代的第一手資料，由不得康有爲否認。康之所以在諸多鐵證面前仍一口咬死不認，主要是因爲這樣一來將由他來承擔變法失敗的主要責任，並且這種犄角旮旯似的宮廷陰謀實在是有損他完美無缺的“聖人”光輝形象，這維新運動則也成了政變、革命而非改良了。而僞造歷史，卻一直是康有爲的強項。首先，這位以“聖人”自詡的仁兄在百日維新期間所扮的角色，就並非如他自己在外邊吹的那樣風光。在許多有關康有爲和戊戌變法的中外著述中，一般都有一個把康有爲當作變法維新的中心人物的說法，認爲康在百日維新期間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諸如康的奏議成爲變法上諭的張本，康本人更左右朝政達百日之久等等。康的門生徐勤在《戊戌奏稿》序言中甚至將康比作王安石，將光緒皇帝比於宋神宗，戊戌變法比於熙寧新政。這個流行了一百多年的說法，實則大謬，不過是在戊戌變法後由康及其門徒吹噓出的一個神話而已。
此外還有康與中國報業先驅汪康年之爭。《時務報》在1896年時於上海創刊，總編爲汪康年，梁啓超一度是該報的主筆。《時務報》是民間報紙，輿論獨立，以宣傳維新變法思想爲主，對戊戌變法的推動起了很大的作用，風行全國，是當時發行量最高、影響最大的民辦報紙。但是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爲卻通過權力手段，奏請讓光緒下旨，把《時務報》收爲官辦，讓他控制，欲把一份影響力巨大的、觀點獨立的民報變成官報，變成政府的喉舌。但汪康年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耍了個花招，暗渡陳倉，又辦了一份《昌言報》，把《時務報》的空殼丟給康有爲。康被耍後氣急敗壞，居然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要治汪一個“抗旨不交之罪”。光緒聽說這事後，命黃遵憲順路去調查此事，結果“毋意彼此各執意見”，鬧個不了了之。此事鬧的過於荒唐，以至於被時人譏笑康“挾天子以令錢塘一布衣”。
對於汪康年的不買賬，康有爲一直記得很牢，後來逮着機會便誣衊汪康年主持《時務報》時有意排擠他的弟子，後期不發表他弟子的文章、有意不報道維新派消息，着實把汪的名聲敗壞了很久。對於康有爲的這種做派，他的弟弟、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對他的評介是：“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便是形容他眼高手低，爲人處事帶着太多的霸氣，人緣不好。
維新派相對於後黨守舊派而言，本來勢力就顯孱弱，內部卻又一直有左、中、右三派之分。康有爲這種我行我素、處處喜以自己爲中心的舉動，不僅在維新派內部造成了很多矛盾，使本來就勢弱的維新派成了個窩裏斗的烏合之衆。因後來康有爲及其弟子的造神運動頗爲成功，矇住了不老少的人，以至於後人評論戊戌變法時真都把康當作了這齣戲的唱大梁的當紅小生。
實際上百日維新時期唱主角的是主張“變法緩行”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楊銳是維新派中的右翼，在甲午戰爭之前，也只是個普通的封建知識分子，入仕時得張之洞多方提拔，一度出任張之洞的幕僚。而張之洞在維新變法期間是屬於後黨一系的守舊派，曾作《勸學篇》，在理論上打擊變法運動，對維新派人士也是多番壓制。楊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爲與張之洞關係甚密，並且在維新派內部常與康派的人唱對臺戲，以至於後來他在變法維新中的作用幾被抹煞。
對楊銳的聲名和作用打擊最大的，一是范文瀾，範在《中國近代史》中論述，楊銳一系的右派是投機官僚，本質仍屬頑固派，只是由於維新高潮到來了，故“隨聲附和，不出於心”;或者是見西人之船堅炮利，不若從而效之。於是，便抱着投機鑽營的動機加入到維新派的行列裏來了。範還認爲，在維新陣營內部，“右派勢力最大，中、左兩派較小。表現在光緒帝任用專辦新政的軍機四卿楊銳(張之洞、陳寶箴保薦)、劉光第(陳寶箴保薦)代表右派，林旭(康有爲門徒)代表中派。……實際上只有譚嗣同一人盡力新政。楊銳是圓滑官僚，張之洞最親信的門徒，代表假維新系。
並且還有一個一直被後世之人忽視的一點，“圍園錮後”的密謀並不是所有維新派的成員都有參與，至少楊銳沒有，這點從光緒交給楊銳的那封密詔中可見。密詔的全文如下：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雖經朕屢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引者注：指罷免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堂官的上諭)，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實在爲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光緒在密詔中只提及“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康有爲的名提都未提。從語氣上可見光緒當時的心態只是想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
而康有爲後來公佈出的那份著名的僞詔則曰：“朕維時局艱危，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爲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十分焦灼，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楊銳的那份密詔是後來楊銳的兒子楊旭爲了替其父昭雪沉冤而呈送都察院後才公佈出來的。從這裏可以看出，一心只想着穩妥行事的楊銳，完全是遭居心叵測的康有爲連累，在對康、譚等人的密謀並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逮捕的。其他幾人有的是自願送死，有的是康有爲的弟弟或弟子，他們怨不怨康有爲不好說，但楊銳在被莫名其妙地綁赴菜市口時心裏一定把康有爲等人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而康有爲的弟弟康廣仁在被殺前昔，在獄中更是痛哭流涕，以頭撞牆，其形着實可憐，可見他也不知道康有爲等的密謀，在整個事件中他本是局外人，僅僅因爲他是康的弟弟而枉遭連累。
闖下彌天大禍，自己逃到外國躲的遠遠的做海外政治運動領袖，卻由別人來流血殺頭，天下哪有這樣的事?所以說康有爲應該對楊銳等人的死負很大一部分責任，雖然說楊銳是被慈禧所殺，但起因卻在康有爲，真要說是被康有爲害死的也不爲過。另外，譚嗣同向來是個敢做敢擔的熱血漢子，從譚的一慣爲人來看，甚至可以認爲譚主動赴難，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欠疚，因而陪本不該死的另外幾君子一起死的也不一定。
從多方史料來看，康有爲除了他那未遞交成功的“公車上書”讓他着實風光過以外，他在百日維新中實際上多是處於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比如光緒在定國是詔頒下後的第五天，召見過康，與他聊了一陣，之後便再沒再喚康入宮了。對於光緒的這種若即若離的態度。梁啓超在給夏曾佑的信中寫道：“新政來源真可謂令出我輩……南海不能大用……僕之久不察看……日間必出都……相見不遠也……”由此可見，梁啓超對康有爲不受重用是很失望的，而他自己在當時也只被任命爲一個還沒芝麻綠豆大的翻譯小官。
而這恐怕也是康有爲急着搗鼓兵諫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兵諫成功，那麼他便一舉扭轉局勢，有軍隊做後盾，那麼不日滿朝將皆康黨，光緒也將對他言聽計從，從而成全他“聖人”、“帝師”的夢想。如果是這樣，那麼康有爲就是爲了自己的私慾和理想而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壓上了一場政治賭博。從康有爲後來剽竊別人的學術著作、鼓吹獨尊孔教並自詡“聖人教主”的造神運動、以及僞造光緒密詔這些欺世盜名的舉動來看，康有爲絕對是個名利權欲極重的人，而這種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和舉措是完全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