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拒絕了康有爲讓他避難日本的建議，毅然留在中國，慷慨赴死，留下了一段壯烈的傳說。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這種捨我其誰的責任感，即使過了百年，讀之仍讓人壯心不已。
然而，譚嗣同慷慨赴死的心路歷程又是怎麼樣的呢?爲何在變法失敗後，康有爲選擇了跑路，而譚嗣同卻選擇了犧牲呢?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一本筆記，爲我們揭示了答案。
1932年，有學者探尋了譚嗣同位於湖南瀏陽的故居，從一箇舊箱子內，發現了譚嗣同的一本筆記。在筆記中，學者們竟驚訝的發現：譚嗣同根本不是什麼資本主義改良派，而是和孫中山一樣，都是革命派。
衆所周知，康有爲主張依靠光緒皇帝，變法強國，是個十足的保皇派。而在譚嗣同的筆記中，他卻沒有絲毫的“忠君”思想，相反他還將清朝皇帝罵的狗血淋頭。例如他在筆記中反覆回顧清軍入關以來對漢人的種種暴行——
“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鋒刃擬華人，華人糜矣，……錮其耳目，桎其手足，壓制其心思，絕其利源，窘其生計，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儀，以挫其志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
一方面，滿清在開國初期，對江南百姓殺戮過多，揚州十日、江陰之屠，犯下的罪行簡直罄竹難書;同時，滿清爲了維護自己的異族統治，竭力打壓士人的思想，製造了慘烈的文字獄。在他看來，對於中國的落後，滿清統治者必須負主要責任。
爲此，譚嗣同在筆記中大罵滿清統治者。他斥責滿清皇族愛新覺羅爲“客帝”(即外國皇帝)甚至“賤類”。很顯然譚嗣同與將清朝視爲聖朝的康有爲完全不同。
此外，對“中興”清廷的曾國藩、左宗棠等湖南籍名臣，同爲湖南人的譚嗣同也極爲厭惡，罵他們“負天下之大罪”，指責其效命異族“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在他看來，曾國藩和左宗棠不過是異族屠殺漢族的劊子手而已。
譚嗣同那麼憎恨清朝，爲何不直接選擇武裝革命，反而還和康有爲一起維新變法呢?原來，康有爲的一句政治口號，深深將他吸引。這句話便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他希望利用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派，打入到清廷內部。
就如著名學者章士釗曾評價的那樣，：“譚氏北上的用意，絕非效忠清廷”，而是“先爲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號召天下。……在他看來，以譚嗣同的天縱之才，豈能爲區區滿清皇室所收買?
此外，譚嗣同在從事維新事業期間，還利用各種手段，將士人們潛移默化成革命黨。例如，他在開辦新式學堂時，專門將《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反清書籍，祕密散發給學生閱讀。
由於譚嗣同是個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在維新革命中，變得最爲積極。例如威脅袁世凱發動政變，抓捕慈禧和榮祿，就是他的手筆。除了譚嗣同以外，維新派之中，無人有這種膽氣。而正是這種膽氣，也讓譚嗣同毅然留在中國慷慨赴死。或許在他看來，自己的鮮血有助於國人認清滿清的腐朽、愚昧與不可救藥。後來的許多革命黨，確實是感動於譚嗣同的犧牲，才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最終，直到譚嗣同犧牲時，他仍是個堅定的革命派。例如他在給反清志士畢永年的絕筆信中曾這樣寫道：“此行足爲貴種覓一遺種之處乎?”也就是說，希望他給漢人在海外找到一塊存身之地。
總而言之，譚嗣同是個偉大的革命先驅，滿清王朝的覆滅，我們應該記住他的功勞，正是因爲他的鮮血和生命，才感染了世人，讓這場維新革命永垂不朽。相比於保皇的康有爲，他對滿清沒有絲毫的幻想。因此，康有爲纔會逃亡日本，希望重新被滿清起用。而譚嗣同，卻以死報國，打消國人對此王朝的幻想。而這纔是，康有爲跑路，而譚嗣同慷慨赴死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