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與蘇俄的邊界在凡爾賽條約中並未加以詳細說明，戰後1917年俄國革命;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崩潰;俄國內戰;同盟國從東部陣線撤退;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嘗試獨立。波蘭的國家元首約瑟夫·畢蘇斯基認爲這是波蘭向東拓展疆土的有利時機，計劃通過聯合中東歐其餘國家建立一個波蘭化的聯盟海間聯邦(Mi?dzymorze，字面意思是“海之間”，按畢氏的計劃是指從波羅的海至黑海)，作爲對付德國和俄國帝國主義再度出現這一潛在威脅的防波堤。弗拉基米爾·列寧則認爲紅軍可以經由波蘭支援德國共產黨，並在歐洲其他地方製造革命。
在蘇聯和俄羅斯論述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蘇維埃俄國國內戰爭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概念：“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之所以說這個概念模棱兩可，就在於它模糊了蘇維埃俄國領土當時的實際情況。這個概念涵蓋了當時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甚至還囊括了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而這時，蘇維埃俄國的領土並不包括整個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蘇維埃俄國只是通過紅軍的軍事行動，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但是，在蘇維埃俄國國家領導人的眼中，這些國家和土地應是屬於蘇維埃俄國管轄範圍之內的。烏克蘭和白羅斯與蘇維埃俄國非一個國家的情況，列寧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有過闡述。他說，蘇維埃俄國對鄰國執行的是“緊密聯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們對烏克蘭共和國執行的也是這樣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這裏問題比較簡單，因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間以前就訂立了條約。這個條約意味着兩個共和國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中結成了親密的聯邦關係。”一個“聯邦關係”揭示了蘇維埃俄國與烏克蘭的實質性關係——“鄰國”。至於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它們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獨立”國家的，而在實際上它們又常常被視爲蘇維埃俄國有權干預的土地。
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爲了追擊尤登尼奇殘部，可以兵發愛沙尼亞：“應該利用愛沙尼亞農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們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愛斯蘭而沒有遭到他們的反擊，戰爭勢必將轉入愛斯蘭境內。”
蘇維埃俄國雖然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而在俄波領土問題上卻持有頑強的歷史觀點。儘管蘇維埃政府於1918年8月29日頒佈法令，宣佈：“由前俄羅斯帝國與普魯士和奧匈帝國政府締結的、涉及瓜分波蘭的條約，因其與民族自決的原則、與承認波蘭人民的不可剝奪的自主和統一的俄羅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識相違背，由本法令予以徹底廢除。”而在實際上，蘇維埃當局卻一直把波蘭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的邊界看成是“俄波邊界”，而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的皮爾蘇茨基政府卻試圖爲奪回波蘭在歷史進程中被四鄰瓜分去的領土而訴諸武力。蘇維埃俄國在這方面也是一刻沒有放鬆準備，波烏、波白邊界的爭奪在新形勢下如地火般運行。國內戰爭全面爆發期間，蘇維埃俄國在波烏、波白邊界的戰略部署和戰術行動方面一直是蘇維埃俄國運籌帷幄的重點。
爲此而成立的西方面軍就是爲了適應這種形勢的。這個方面軍負責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和波蘭的軍事行動。總的決策是：爲了掌控這些民族的領土，爲了在這些領土上設防來維護蘇維埃俄國的利益，蘇維埃俄國政府決定建立蘇維埃民族軍。西方面軍的建立表明蘇維埃俄國政府不會在“俄波”歷來的邊界問題上作出讓步。
但是，皮爾蘇茨基政府卻偏偏要在邊界領土問題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經瓜分過波蘭的大國的削弱，向東西方擴大自己的疆土。皮爾蘇茨基認爲，現有的邊界是大國強加於波蘭的，到了波蘭人回到自己原先的歸屬地的時候了。
1918年秋天，皮爾蘇茨基從東部邊界着手，聯合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力量，試圖將波蘭的東部邊界向東推移。對於波蘭政府和波蘭民族來講，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與迸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社會黨左派都懷有重建國家的“故國情結”，而皮爾蘇茨基恰恰是波蘭社會黨左派，他領導的政府也打着“社會主義”、“工農政府”的旗號。因此，在他身上出現這樣的“故國情結”也就有着深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重建波蘭，甚至是“大波蘭”，就成了印有皮爾蘇茨基符號的“波蘭愛國主義”，或許是“波蘭沙文主義”。所以，皮爾蘇茨基出兵蘇維埃俄國在波蘭國內並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對。
1919 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諾維也夫、抄送列寧的電報中就提出：“最近的情報都表明波蘭人極有可能發起全線進攻。您必須立即採取防範措施。”同一天，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告波蘭政府和波蘭人民書》，其中人民委員會對波蘭人民強調，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對波蘭政策的依據是民族自決的不可動搖原則，並鄭重聲明：“紅軍不會越過現有的白俄羅斯戰線的地界”，在烏克蘭一線，“蘇維埃軍隊不會向目前所佔地界的西部開展任何軍事行動。”蘇維埃政府還保證，不與第三方締結反波蘭的任何協議並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俄波間的一切問題。
2月2日，列寧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波蘭問題非常尖銳”，並且給波蘭政府和波蘭問題定了性：“除資產階級的、保守的、地主的波蘭外，除波蘭一切資本主義政黨勢力外，協約國的各個國家都在拼命挑唆波蘭同我們作戰。”列寧還在講話中再次極力駁斥了紅軍要打波蘭的說法。這次會議通過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波蘭人民書》。
皮爾蘇茨基於1920年4月12日下令進攻基輔，開始了向蘇維埃俄國索要“被俄國佔領的土地”的軍事行動。這大大觸犯了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也同樣傷害了蘇維埃俄國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懷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嚮往。一個被蘇維埃俄國領導人視爲應是世界革命“紅色橋樑”的波蘭怎麼能成爲反對蘇維埃俄國的“通途”呢?於是，波蘭的愛國主義就與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相碰撞了。4月29日，俄共(布)中央發表文告，呼籲工人和農民、“尊敬的俄羅斯公民”起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被列寧批判過的俄國傳統的愛國主義和俄國這個概念第一次被蘇維埃政權看做是贏得對波戰爭的武器，而且在俄國愛國主義這面旗子下，所要達到的就不僅僅是對波戰爭的勝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