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現在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階級壓榨下，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陝西地區成爲農民起義的中心地。陝西長期以來是全國社會矛盾的焦點，這兒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比其他地區更爲困苦，階級矛盾尖銳。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場所，各族人民與明朝統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陝西地區成爲最早醞釀和爆發農民起義的地區。
天啓七年(1627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鬥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賦稅，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縣農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高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衝進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王二首義點燃了農民戰爭的星星之火，各地紛紛響應。天啓八年(1628年)，陝西府谷王嘉胤、漢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領導饑民起義，張獻忠也在延安米脂起義，李自成後來投入高迎祥軍中。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是王嘉胤義軍，他們曾經一度佔領府谷，稱王設官，建立了臨時性政權。但是，農民起義軍沒有統一指揮，各自爲戰，而且成份複雜，缺乏推翻明朝政權的明確目標。
大順軍佔領北京後，大順政權的領導人如果能夠高瞻遠矚，對全國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完全可以採取正確的對策。然而，李自成爲首的大順軍領導人並沒有依據形勢的變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調整。他們仍然以農民利益的維護者自居，在管轄區內繼續實行打擊官紳地主的追贓助餉政策。在軍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也缺乏戰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決策大舉東征，以推翻明王朝爲目標時，就應當對下一步迎戰清軍做到胸有成竹。事實卻完全相反，他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
而後來的招降吳三桂不成和山海關戰役，標誌着大順軍在北京統治的失敗。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推翻明朝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朝廷統治全國關係重大。戰役的結果是清勝順敗，根本原因在於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目光短淺，政策和戰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山海關戰役的意義標誌着：一、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爲抗清鬥爭;二、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三、以吳三桂爲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干支紀年中爲甲申年。這一年的歷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疊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高潮，又攪合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三種紀年代表着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