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繼商鞅、王安石之後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傑出的改革家。梁啓超曾說過：“明朝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在晚明的頹世中，他重建了國家的繁榮。從某個角度來講，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也決不會再堅持了62年。這時小編心中萌生一個問題，倘若張居正出現在明末，能否逆轉明朝滅亡的格局?下面我們大家一起探討這一問題。
崇禎十三年，崇禎帝面對日益嚴峻的局勢，深深感慨：板蕩之後,而念老臣;播遷之餘,而思耆俊。嘆息自己身邊沒有力挽狂瀾的臣子，然後爲張居正全面平反，恢復其生前的一切榮譽。
雖早在天啓年間，已經爲張居正平反過一次，但這次卻是更徹底的平反，就連張居正的孫子都因此而獲得官蔭。
當然正是因爲這次平反，使得張家的子孫爲報國恩抗清至死。從崇禎爲張居正再一次平反不難看出崇禎是很欣賞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如果讓張居正現身於這時候，那麼他還會重新挽救這個搖搖欲墜的龐大帝國嗎?
話說崇禎帝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自他即位以來天天忙於政事，一心爲國，想要扭轉明朝滅亡的命運，這與張居正的人生理想不謀而合。
而張居正早在讀書期間就立下以天下爲己任的理想，況且他做事非常有手段精於變通，但是他的手段都是建立於以國爲本的基礎上。在蒙古俺答汗部落封貢這件事就能體現他變通的思維，最終達成封貢互市保證了西北邊境的安寧。
而他在面對造反這件事的態度上就一個字——剿，他認爲此時的朝廷軍費緊張不適合採取懷柔政策，更何況懷柔政策需要花費時間，此時的大明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花費在這些事上了。這是他對地方叛亂的態度。
如果他和崇禎合作，他們可能會向豪紳勳貴開刀。大明末年的國家財政比萬曆年間的財政更加艱難，此時的大明自然災害要比萬曆嚴重得多，而且善於理財的張居正怎麼會看不見這些問題的根源呢!此時國家的財政上不在君，下不在民，而是在處於中間的這些豪紳身上。
從明朝滅亡的原因來看也正是因爲如此。爲了緩解國家財政，他一定會拿這些豪紳開刀，制定政策，採取手段，收繳賦稅，進而充實國庫。並把這些錢用於軍事和經濟民生上去，以緩解社會的矛盾和朝廷的壓力。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滅亡原因有很多，但是最核心的原因就是黨派之爭。如果張居正在明末掌權的話，爲了能夠更有效率地解決國家問題，他會牢牢地把握住權利，任用自己信得過的人才。不說他把黨政完全解決了，至少在他處理黨政的時候，所有的事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更何況此時已經向豪紳們開刀了必須要有控制力。
接下來他就會控制言官，明朝言官就好比今天的報紙，所以控制了言官就控制了輿論，清流只會清談。做事還要用循例，但是言官職責所在，難免有些人想出名，可是一個言官的彈劾可能引起這個士林的反彈。
這對於官員人事和既定政策的執行無疑是一種挑戰。而且明朝言官還都是硬骨頭，張居正的奪情就是個例子。張居正做事會變通，但是變通就會招來非議，輿論太重，難免會無事生非。
他在做首輔的時候就會盡量減少社會矛盾，李自成在造反前就是一個驛站的卒員，他造反是因爲朝廷裁撤驛站而丟了飯碗造成的。就說這個驛站吧，爲了減少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崇禎下旨把全國的驛站都裁撤了。
如果換成張居正他會怎麼做，答案是爲了減少矛盾他不會去裁撤驛站，只會規定所有官員除了公事以外不得使用驛站。這種做法不僅替朝廷省了錢還變相的的緩解的社會矛盾，這種做法是非常安全的，只是崇禎的做法過於激動。雖然替國家省了錢，但卻使社會的矛盾加重了。
儘管如此，崇禎皇帝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他不會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事過於激動還沒有擔當，想要張居正改革就必須要放權，崇禎很難做到這一點。
更何況他比萬曆難伺候多了，張居正也不是神，在崇禎年間爲大明做手術可比萬曆年間難多了。張居正在晚明改革是否能成功關鍵在於崇禎怎麼配合他了。總之在那個時候搞改革難度太大了，畢竟導致明朝滅亡的原因有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