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政變是指1884年12月4日(農曆甲申年十月十七日)朝鮮發生的一次流血政變。這次政變由以金玉均爲首的開化黨主導，並有日本協助。政變的目的有兩個:一是脫離中國獨立，二是改革朝鮮內政。開化黨暗殺了7名守舊派大臣後，發佈了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政綱，因此甲申政變也是朝鮮第一次資產階級改革的嘗試。12月6日，袁世凱率領清朝駐朝軍隊鎮壓了這次政變，開化黨的"三日天下"結束。開化黨人或被處死，或亡命日本。甲申政變在朝鮮國內外都具有重大影響。
背景
開化黨與守舊派
19世紀末，朝鮮王朝的封建統治風雨飄搖，朝鮮的民族危機不斷加深。1876年，日本以武力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1882年，隨着《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訂立，朝鮮的門戶全面開放，外國勢力開始全面侵入朝鮮，朝鮮半島也逐漸成爲資本主義列強的角逐場所。當時朝鮮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實學思想也很發達了，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朝鮮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摒棄舊思想、舊制度，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爲主的"開化黨"就是其中的代表。
開化黨是由實學派中的北學派演變而來，它是受到資本主義入侵的刺激下產生的。在朝鮮被迫打開國門以前，朝鮮就已經形成了開化派的雛形，如吳慶錫、劉大致(劉鴻基)、樸珪壽等。朝鮮開港以後，開化黨的形成加速了。這一時期，開化黨的形成與日本有密切關係。朝鮮開港後的幾年間，不斷有公派或私費的朝鮮青年貴族子弟東渡日本，進行考察參觀，這些貴族子弟目睹了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嶄新景象，歎爲觀止，深受感觸。他們對比朝鮮國內泥古不化、死氣沉沉，遂產生了脫離清朝，改革國政，使朝鮮成爲"亞洲的法蘭西" 的志向。這些貴族子弟便是所謂的"開化黨"。
開化黨的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閔泳翊、徐光範、徐載弼、尹致昊等，他們大多直接受到吳慶錫等早期開化派的直接影響和教導，同時又都有出國考察的經歷，接觸過資本主義文明。開化黨以兩班名門出身的貴族子弟爲主，如出身安東金氏的金玉均;領議政洪淳穆之子、出身南陽洪氏的洪英植;朝鮮哲宗之駙馬、出身潘南樸氏的樸泳孝;重臣尹雄烈之子尹致昊;王妃閔妃的侄子閔泳翊;領議政李最應(國王伯父)之子李載兢;出身達城(大邱)徐氏的徐光範和徐載弼等。開化黨倡導開化思想，主張"外結日本，內行改革，聯日排清，脫離中國，宣佈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因此又被稱爲"日本黨"或"獨立黨"。開化黨領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變以前3次去日本，拜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爲師，一心想在朝鮮發動一次明治維新式的改革，他曾說:"以茲四百多年積累之頑俗，猝無以化矣，勢不得不有一番大更張，改革政府。" 開化黨得到日本的資助，逐漸成爲朝鮮國內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與開化黨相對的，就是長期執政的守舊派。守舊派堅持事大主義，一心效忠宗主國清朝，墨守成規，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稱爲"事大黨"。1863年-1873年執政的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就是典型的守舊派，他厲行閉關鎖國政策，拒絕與外國通商。1881年守舊派儒生又發起"辛巳斥邪運動"，堅決反對開放國門。所以守舊派也是一股強大力量。1873年朝鮮王妃閔妃發動宮廷政變，奪取了大院君的政權，從此閔妃外戚集團開始統治朝鮮。閔妃集團標榜開放，在1876年和日本簽訂了《江華條約》，打開了朝鮮的國門;之後又分別派使團訪問中國和日本，實行了一些開化政策，起用金玉均、洪英植、閔泳翊等開化黨人物，形勢對開化黨有利。
在開化黨和守舊派之間，又產生了中間派，又被稱爲穩健開化派。他們也提倡開化思想，要求效仿西方實行改革，又不像開化黨那麼激進，他們主張維持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因此提出了"東道西器"的口號。中間派以金允植、金弘集、魚允中爲代表，在當時朝鮮知識界中很有影響力。在後來的甲申政變中，中間派拒絕與開化黨合作，成爲了導致開化黨失敗的重要因素。
兩派爭鬥
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以大院君爲首的極端保守勢力驅逐閔妃而奪權，開化黨也遭到打壓。但是閔妃集團很快就捲土重來，引入清王朝勢力進入朝鮮。吳長慶率3000清軍進駐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鎮壓了壬午兵變，將大院君逮捕並押往中國天津受審，後拘禁於保定。壬午兵變造成了閔妃集團與開化黨的分離:由於壬午兵變失敗，朝鮮與日本交往的障礙(即以大院君爲首的極端保守勢力)基本被消除，開化黨得以公開亮出親日的旗幟;而再次執政的閔妃集團則對清朝充滿感激，所以逐漸成爲"事大黨"，甚至連原先的開化黨人閔泳翊，也倒向事大黨了。由此衍生出了開化黨與守舊派(事大黨)的爭鬥。
壬午兵變也是開化黨人開始活躍於朝鮮政壇的起點。壬午兵變本身就是一次朝鮮政局的大重組，壬午兵變被清軍鎮壓，號召"衛正斥邪"的極端保守勢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這在客觀上爲開化黨實施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在壬午兵變後昭告朝鮮八道百姓，宣佈他將痛改前非，斷行改革，"思與一國更始"。 在國王的親自倡導下，開化勢力增強，從而形成了推進改革的社會氛圍，"開化"一詞也爲人津津樂道，成爲當時朝鮮社會的流行語 ;同時，在壬午兵變後，清朝洋務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務運動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鮮設立內外衙門，開辦外交、通商、海關等事務，代購洋槍洋炮，代訓新軍，培養朝鮮的軍事人才，有利於朝鮮的近代化，給開化運動的展開奠定了基礎。除了以上客觀條件促使壬午兵變後開化勢力壯大以外，日本對開化黨的公開支持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壬午兵變以後日本透過《濟物浦條約》獲得了在朝鮮京城的駐軍權，這爲後來開化黨發動政變提供了支援。不僅如此，壬午兵變後開化黨人樸泳孝、金玉均出使日本時，日本政府對他們熱情款待並給予一系列優惠和讓步，還"動員朝野有影響的人士"引導他們走開化自強的道路 ，使開化黨人對日本進一步產生好感，金玉均等經過此行，"遂傾意依賴於日本"。
當時，開化黨人爲了展開活動，一方面尋找機會進入宮廷，接近國王與閔妃，企圖獲取他們的信任和支持。朝鮮高宗非常喜歡聽外國的消息，於是金玉均、樸泳孝、洪英植等人時常出入宮中，向高宗講述國際形勢和各國的政治制度，力陳改革與自立之刻不容緩。高宗李熙生性懦弱，自即位以來政權就一直掌握在自己的父親或妻子手中，正欲藉助開化黨實現親政，也對開化黨表示讚許，而依靠國王進行改革也是開化黨深信不疑的手段。另一方面，開化黨人利用他們的政府職位，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設立治道局、警巡局、博文局、郵政局等近代設施和機構，引入西方農場和先進農業技術，派遣留學生赴日，並創辦《漢城旬報》，宣傳開化思想。同時，開化黨也意識到了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朝鮮政府曾經派出100多名子弟去日本學習軍事，稱爲"士官生徒"，開化黨對這些士官生徒進行廣泛動員，並由申福模、鄭蘭教等士官生徒在廣州南漢山城組建一支1000多人的新式軍隊。這些士官生徒後來成爲了開化黨發動政變的主要力量。
然而，由閔妃集團把持的朝鮮政府，雖然在壬午兵變後也宣稱要開化改革，但一切目的都是爲了鞏固自身權勢，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改革，因此開化黨人對此非常不滿，抱怨閔氏政權"名曰開化，實無開化之效" ;而且，隨着開化黨的勢力不斷壯大，掌握政權的守舊派閔妃集團也對其產生警惕，兩派迅速勢成水火。1882年到1884年這段時間，開化黨和守舊派明爭暗鬥，新舊兩派的鬥爭遠遠超出了朝鮮內政的範圍，成爲中日兩國外交爭端的前臺戲。以閔臺鎬、趙寧夏等閔妃集團大臣爲主的守舊派以清朝爲後援，同清政府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使清朝在朝鮮獲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而清廷也不斷在朝鮮政府機構中安插中國官員，如陳樹棠、馬建常(馬相伯)、穆麟德(德國人)等，並幫助朝鮮訓練軍隊。開化黨雖然得到國王和日本的支持，但其實力遠遜於守舊派，只能在有限的職權範圍內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推動一些小的改革。而後守舊派將原外衙門參議金玉均被調任爲東南諸島開拓使兼管捕鯨事，原漢城府判尹樸泳孝也被外放爲廣州留守兼守禦使，後來被免官，開化黨的新式軍隊也被改編。1883年夏，閔妃集團的外籍顧問穆麟德鑄造"當五錢"，引發通貨膨脹，金玉均強烈反對，並獲得國王高宗的委任狀前往日本借款300萬元，以紓解朝鮮的財政困難。金玉均到日本前，日本政府就許諾過他只要有國王的委任狀就借款300萬元，但金玉均到達日本後，一向支持開化黨的日本政府居然拒絕了金玉均的借款要求，對待他的態度也非常冷淡。金玉均在日本活動了10個多月，一籌莫展，最後在1884年5月兩手空空回到朝鮮，鑑於自身處於弱勢地位，他被迫"暫退田舍，以弛其禍，以圖展後之策"。
守舊派閔妃集團的輪番攻擊和日本當局的態度變化，使開化黨舉步維艱，處境日益險惡。據一位參加過甲申政變的人士回憶，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開拓國運，然毫無建樹。終於計劃即使採取強制手段也要救國王於宮廷迂腐的環境之中，以頒發敕令，革除一切因習弊風。" 於是，金玉均以傳統結社形式組織了以軍人爲核心的敢死隊--"忠義契"，自任契主，將開化黨的各色支持者團結在"忠義契"的名下，醞釀發動武裝政變，推翻守舊派政權。關於忠義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動情況，尚無據查考。據參加者李喜貞追述，它系"爲國而設" ，而且似乎組織嚴密，爲單線聯繫。 這支名爲"忠義契"的敢死隊也就是開化黨的政變隊伍。
醞釀政變
開化黨起事的時機很快就到來了。1884年時，清廷和閔妃集團的蜜月期已經結束。先是清廷發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罷免了恭親王奕欣而起用醇親王奕譞來輔政。醇親王是清德宗(光緒帝)的生父，而閔妃集團認爲這是清廷釋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預兆，便開始對清朝離心。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中國南方形勢危急。5月，吳長慶奉調率領1500名清兵回國駐防，依靠清朝的事大黨守舊派勢力有所削弱。8月以後，清軍福建水師在馬尾港遭法軍偷襲，幾乎全軍覆沒，法國軍隊也攻佔基隆、澎湖等多處地方，直指舟山羣島。清廷在朝鮮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託庇於清廷保護的朝鮮國王和閔妃也開始動搖。駐朝清軍將領袁世凱對此深有感觸，曾在政變前夕向北洋大臣李鴻章報告說:"朝鮮君臣爲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於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啓釁俄人，欲乘此時機，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亦不俯首他邦。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獨金允植、尹泰駿、閔泳翊等意見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遠。似此情形，竊慮三數載後，形跡必彰。……自中法兵端既開，人心漸歧，舉止漸異，雖百計誘導，似格格難入。" 這裏並非反映的是開化黨勢力壯大，而是事大黨不斷分化、朝鮮統治者與中國離心的狀況。不僅是官方，朝鮮民間的反清情緒也逐漸產生。當時一名叫崔宅英的朝鮮藥房店主被槍殺，兇手身着清軍軍服，由日本人井上角五郎(開化黨的支持者)主筆的《漢城旬報》大肆報道和渲染這一事件，企圖勾起朝鮮官民的反華情緒。此時又發生了李範晉案，原來朝鮮貴族李範晉違反合同，與華商發生房產糾紛。依據朝鮮法律，兩班貴族不經國王同意不得治罪，而中方官員私自處置李範晉，引起朝鮮各方的不滿。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認爲清廷在中法戰爭期間無暇東顧，國內又出現了反清情緒的苗頭，因此這一年是發動政變、奪取政權的絕好時機。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對美國駐朝公使福特說:"清佛(法)方爭，我國獨立機會盍在此時?" 說明最遲在這時，開化黨人已決意起事了。
開化黨利用形勢變化決心發動政變，而欲在中法戰爭中渾水摸魚的日本認爲有機可乘，又重新對開化黨十分熱心了。1884年6月下旬以後，金玉均回到朝鮮政府中任外衙門協辦，日本駐朝代理公使(原爲一等書記官，即公使館參贊)島村久開始嘗試接近金玉均等開化黨人，他表示在中法戰爭的情況下，"君輩(指開化黨人)如能爲國改革，在我政府亦不以爲不可。" 於是開化黨人與日本公使館的關係日益親密。1884年10月30日，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歸任朝鮮，他一改先前對開化黨的消極態度，極力攛掇金玉均等開化黨人起事。金玉均雖然已經在借款事件中領略了日本人的狡猾無常，但他仍對日本抱有幻想，認爲日本是其唯一的外部依靠。因此開化黨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謀發動政變。美國也在道義上支持開化黨改革，但建議謹慎行事。除了日本公使館，前《漢城旬報》編輯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師福澤諭吉等人也爲開化黨購買日本刀、炸藥和步槍等武器，並以走私方式輸入。 又有總島和作等4名日本人"壯士"加入政變隊伍，藏身於金玉均家中。 竹添進一郎在11月12日就朝鮮政變問題擬定了甲、乙兩案上報日本政府，甲案爲日本煽動開化黨作亂，由開化黨引入日軍，以此擊退清軍，而乙案則爲不干涉政策，竹添還在"附言"中極力主張甲案。 後來的政變完全是依竹添的甲案而行。另外，有記錄顯示竹添進一郎是受到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的指示才改變態度，與朝鮮開化黨接觸並支援其發動政變。
除了尋求日本等外國的支援外，金玉均等亦希望"密賴君意而以力從事"。 1884年11月29日，金玉均入宮，對國王高宗遊說稱中日如果交戰，清朝必敗，朝鮮當自圖萬全之策，並誇口說會得到日本的全面協助。高宗爲其所動，乃親書密旨交給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權"。而開化黨動員發動政變的力量除了數十人的敢死隊"忠義契"和外援日本公使館守備隊以外，還有親軍前營的軍人和褓負商。壬午兵變後的朝鮮軍隊分爲親軍前、後、左、右四營，左、右營爲清軍訓練，前、後營爲日式訓練，其中前營爲開化黨人在廣州南漢山城組建的新式軍隊改編而成，開化思想比較濃厚，且與親清的左、右營水火不容 ，故更傾向於開化黨;又有100餘名褓負商參與，由出身負商統領的開化黨人李昌奎將褓負商管理機構--惠商公局的印信盜出交給金玉均，以便調集褓負商。 但親軍前營和褓負商都只起協同的作用，不是開化黨發動政變的核心力量。在起事的大義名分的方面，開化黨的旗號顯然是"開化"與"獨立"，但這與開港以來諸多大小起事(包括李載先謀逆事件與壬午兵變)以"伐倭"、"屠倭"爲大義名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無法引起朝鮮民衆的共鳴，沒有羣衆基礎，成爲開化黨的一大敗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