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劉姓王朝,有劉邦建立的前漢和劉秀建立的後漢之分,後世史學家習慣將前漢稱爲“西漢”、後漢稱爲“東漢”,這是因各自都城方位不同而來。公元前206年,劉邦受封“漢中王”。在“楚漢相爭”中,劉邦打敗了項羽,於公元前202年定鼎天下。當年2月28日,劉邦在山東定陶汜水之陽舉行登基大典,定國號爲“漢”。
初都洛陽,羣臣擁護,認爲“其固足可恃也”。但不久,劉邦改變了想法,將洛陽設爲陪都,而定長安城爲首都。原來,謀臣張良的分析起了決定作用。《漢書·張良傳》記載,張良認爲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長安則“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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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武元年(公元25年),洛陽終於迎來轉機,由“著名陪都”轉正爲東漢的“著名首都”。這年十月,劉秀與王莽的更始政權決裂,在?(今河北高邑)登基稱帝,爲表明自己的劉姓正統和漢家重興,仍以“漢”爲國號,此即東漢。劉秀確定洛陽爲首都(東都)後,設長安爲陪都,稱爲“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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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邦設首都於長安,而立陪都洛陽;劉秀反其道而行之,長安、洛陽角色互轉。表面看很簡單,實際上則是中國都城東進戰略的繼續。劉邦之所以選擇長安作爲都城,把洛陽作爲陪都,是因爲當時秦朝的舊勢力並未從根本上消失,都城設於秦朝舊都附近有利於穩定國勢,堪輿術上叫作“壓王氣,鎮龍脈”;劉秀選擇都洛陽而陪長安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關中的物產資源已不能夠支撐首都長安的高消費。到了唐朝,高祖李淵接受隋恭帝楊侑禪讓稱帝,定都長安。長安是當時世界上著名的首都,但其功能和名稱卻屢有更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長安“初曰京師,天寶元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複稱京師,肅宗元年曰上都”。
作爲一國之都,爲何長安的名稱有這麼多的變化?這與唐朝不同時期陪都的增減變化有直接關係。唐朝定都長安,但仍很重視洛陽。太宗李世民重新提升洛陽的政治地位,下令重修洛陽宮。到顯慶二年(公元657年),高宗李治重設洛陽爲“東都”,正式賦予洛陽以國家政治副中心的陪都地位。武則天代唐自立後,洛陽的政治地位又一次被提升,她將其易名爲“神都”。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則天正式稱帝后改“唐”爲“周”,乾脆定洛陽爲首都,長安反成了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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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玄宗李隆基當皇帝時,他將“東都”稱爲“東京”,此時的長安名字就發生了變化,相應地稱爲“西京”。再後來,肅宗李亨當皇帝時,設了4個陪都,即“東京”洛陽、“北京”太原、“西京”鳳翔、“南京”成都,此時的首都長安改稱“中京”,唐朝形成了“五京制”。北宋的首都爲汴州開封府,即今河南開封市,時稱“東京”。
太祖趙匡胤即帝位後,設陪都“西京”,與“東京”相對應。北宋的“西京”並不是唐朝時的長安城,而是距宋祖陵所在的鞏義較近的唐朝時的“東京”洛陽。此後,北宋又設立了“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縣)兩個陪都。應天府和大名府,一南一北,故稱“南京”、“北京”。這樣,北宋都城實爲“四京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