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紀昀等360多位高官、學者編撰，3800多人抄寫，耗時十年編成的叢書。此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有3500多冊書，7.9萬卷，3.6萬冊，約8億字。
我國古代典籍大多數集中庋藏於皇室官府，藏書雖富，一般人卻無由得窺，而私家之藏，又多祕之珍之，這種狀況嚴重阻礙了書籍的流通和傳承。另外，每逢兵燹戰亂，朝代更迭，無數珍本祕籍便遭到慘痛損毀，給公私藏書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如何保存書籍，使之流傳久遠，成了學者和藏書家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大家開始倡導輯佚、傳抄、刊刻珍本祕籍，以促進古書的傳承，特別是對古書輯佚和叢書的刊刻，成爲漢學家學術活動的重要內容，逐漸成爲一時風氣。清代初期，康熙敕令“旁採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編纂的《全唐詩》，開創了官方組織輯佚活動的先例。此後，對《永樂大典》的輯佚，更是引起了學者們的濃厚興趣。康雍年間，一些學者多次提出傳抄輯佚《永樂大典》的建議，但始終未能形成規模性的組織活動。
康乾盛世文治武功四庫全書國家象徵
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下詔訪求書籍之機，提出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特別對翰林院所藏《永樂大典》的校錄提出具體建議，乾隆皇帝高度重視，他敕令軍機大臣派員勘驗《永樂大典》，發現其中“世不經見之書多至三四百種”，遂“允廷臣所議”，決議將《永樂大典》“詳加別擇校勘”，“澤琪醇備者付梓流傳，餘亦錄存彙輯，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爲《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術盛軌”。這樣，《永樂大典》的輯佚，便直接導致了《四庫全書》的開館，自此，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蒐集圖書，拉開了《四庫全書》纂修工作的序幕。按照乾隆的要求，各地督撫大力搜訪，藏書家紛紛獻書，再加上乾隆恩威並施，獎懲有別，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結束，歷時七年之久，共徵集圖書總數達13501種，其中江蘇進書4808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4600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啓淑等也進書不少。所徵圖書包括不少舉世罕見或海內僅存的珍本祕籍。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庫全書》正式開館，以乾隆爲總主持人，和珅、劉墉等爲正副總裁，才華蓋世的大學者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爲總纂官，三位皇子、軍機大臣、鴻學大儒爲主事，共計362名學者官員在內的四庫館臣，開始了長達十四年、規模浩大、控制嚴密的《四庫全書》編纂工作。他們按照一定的取捨標準，對通過各種途徑集中到四庫館內的數以萬計的書籍，全面進行甄別採擇、爬梳輯校、考訂辨證、整理編目等清理工作，揀出應抄、應刻、應存之書。
中國古典文化典籍的分類，始於西漢劉向的《別錄》。到了西晉荀勖，創立了四部分類法，即經、史、子、集四大部門。隋唐以後的皇家圖書館及祕書省、翰林院等重要典藏圖書之所，都是按照經、史、子、集分四庫貯藏圖書的，名爲“四庫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四庫全書》館設立不久，總裁們考慮到這部書囊括古今，數量必將繁多，便提出分色裝潢經、史、子、集書衣的建議，並得到乾隆皇帝的首肯。書成後它們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裝潢，即：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色分部，一目瞭然。至於《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考證》，由於它們“系全書綱領，則用黃絹面頁，以符中央土色。”在書冊裝幀形式上，全書一律採用包背裝，書冊裝訂後，統一置入用楠木製作的木匣內，襯以夾板，束之綢帶，既精緻美觀，又能防蟲防潮，爲《四庫全書》的長期保存創造了先決條件。
晚年乾隆帝畫像
在四庫全書館衆多名人學士及近4000名謄錄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前後歷時十年左右，第一部《四庫全書》終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抄寫完畢並裝潢進呈。接着又用了將近三年的時間，抄完第二、三、四部。乾隆考慮到“江浙爲人文淵藪，朕翠華臨蒞，士子涵儒教澤，樂育漸摩，已非一日，其間力學好古之士，願讀中祕書者，自不乏人。茲《四庫全書》，允宜廣佈流傳，以光文治。”下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分別庋藏揚州、鎮江、杭州，“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觀摩謄錄，用昭我國家藏書美富，教思無窮之盛軌。”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續辦三分全書同時告竣，至此，人類有史以來空前絕後的巨大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纂修和繕校工作全部完成。前後共抄寫《四庫全書》七套，加上底本，共計八套。
“凡事預則立。”爲確保長期完好保存《四庫全書》，早在《四庫全書》纂修工作伊始，乾隆就考慮到了將來的貯藏問題。經考察論證，敕令仿造浙江寧波範欽的藏書樓“天一閣”，分別建造了南北四閣，即：紫禁城文淵閣、盛京(今瀋陽)文溯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號稱“內廷四閣”也稱“北四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杭州聖因寺文瀾閣，號稱“浙江三閣”也稱“南三閣”。將完成的第一部《四庫全書》入藏宮中文淵閣(每冊首頁鈐“文淵閣寶”印，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印)，專供乾隆御覽;第二部全書送藏盛京文溯閣(每冊首頁鈐“文溯閣寶”印，末頁鈐“乾隆御覽之寶”印);第三部全書送藏圓明園內文源閣(每冊首頁除鈐“文源閣寶”印外，還鈐有“古稀天子”印，末頁鈐“圓明園寶”印和“信天主人”印);第四部全書送藏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每冊首頁鈐“文津閣寶”印，末頁鈐“避暑山莊”和“太上皇帝之寶”印);後三部分別送藏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南三閣藏書均在每冊首頁鈐蓋“古稀天子之寶”印，末頁鈐蓋“乾隆御覽之寶”印)，南三閣允許文人入閣閱覽。乾隆還專門爲“北四閣”分別撰寫了記文，勒石碑碣，立於閣前。
《四庫全書》是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爲宏大的出版工程，共收書3461種、79309卷、36375冊，238萬餘張，8億多字，分裝在6144個楠木書函之內，分爲經、史、子、集四部，部下有類，類下有屬，全書共4部44類66屬。其中“經部”爲儒家經典，包含“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等10類;“史部”爲歷代史書，包含“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職官、政書、目錄、史評”等15類;“子部”爲諸子百家，包含“儒家、兵家、法家、農家、醫家、天文算法、術數、藝術、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等14類;“集部”爲各種詩文辭典，包含“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5類。幾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中國文、史、哲、理、工、農、醫，幾乎所有的學科都能夠從中找到它的源頭和血脈，幾乎所有關於中國的新興學科都能從這裏找到它生存發展的泥土和營養，可以稱爲中華傳統文化最豐富最完備的集成之作。雖然由數千人抄寫，但字體風格端莊規範，筆筆不苟，如出一人。所以，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難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賞價值。用乾隆皇帝在《文淵閣記》裏面的話來說：“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裏，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也。”難怪乾隆皇帝雄心勃勃地以北宋思想家、教育家、關學學派創始人張載的名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作爲《四庫全書》的精神旨歸。作爲古代中國規模最大、分量最重的一部大型叢書，《四庫全書》顯然當得起這樣的期待和美譽。從那時開始，作爲國家正統、民族根基的象徵，《四庫全書》已成爲中國乃至東方讀書人安身立命夢寐以求的圭臬和後代王朝維繫統治弘揚大業的“傳國之寶”。
百年風雨神州陸沉重印四庫好夢難圓
然而，和中華民族坎坷的近代命運一樣，《四庫全書》修成之後，也是命運多舛，歷盡劫難。成書後不到100年，便存毀各半。
鎮江的文宗閣藏書和揚州的文匯閣藏書毀於太平天國時期的兵火，杭州文瀾閣藏書在太平軍的肆虐中散落四分之三。文源閣藏書也在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中化爲灰燼。作爲抄錄最早、抄寫最精、價值最大、專供乾隆御覽的文淵閣本，幾度輾轉，如今已經成爲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回家的日子遙遙無期。文津閣本今藏國家圖書館，文溯閣本今藏甘肅省圖書館。遭戰亂摧殘的文瀾閣本，雖經後來補抄，基本補齊，然已非原書，現藏浙江省圖書館。
目睹《四庫全書》的悲慘遭遇，近百年來，從政府、地方要員到學界商賈名流，都夢想着再造《四庫全書》，以保存民族文脈，弘揚中華文化。
1917年，上海猶太裔房地產大亨哈同非常熱衷中國古典文化，願意出巨資再印《四庫全書》。這位大上海首富建造了許多鐵路、名樓、名園，最終卻未實現再造《四庫全書》的心願。
1920年，法國總理班樂衛來華，建議用庚子賠款重印《四庫全書》。但在看到放置《四庫全書》的100多個書架之後，班樂衛驚呆了。原大原樣影印規模如此浩瀚的《四庫全書》，以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先進工藝，也需要花整整二十年的時間，資金缺口更是無從着落。
提到張元濟不能不讓人敬仰，他一生致力於出版事業，被譽爲“出版巨擘”“中國出版第一人”，毛澤東還特邀他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而，終生之憾是未能完成重印《四庫全書》。
1927年，張學良的奉天地方政府曾經通電全國，擬重印文溯閣本《四庫全書》，這大概是重印《四庫全書》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但以東三省的人力物力，要完成這樣的壯舉，不是三年五年就能達成的。結果四年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文溯閣本《四庫全書》被日本人封存，重印之事，再次渺茫。葉恭綽、章士釗、蔡元培等學者紛紛奔走呼號，但終不得償。
新中國成立後，原大原樣重印《四庫全書》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國學大師季羨林、啓功等曾多次動議原大影印《四庫全書》，都因投資巨大、週期漫長、工藝複雜而未能實現。
躬逢盛事助力民族復興不辱使命再現經典風華
歷史走到了今天，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事業也進入一個空前繁榮和復興的時代。原大影印《四庫全書》的神聖使命又一次觸動了許多有識之士，當這一百年願望正式提交案頭的時候，新聞出版總署特別將此項目列入國家“十二五”重點出版規劃;各級領導和相關機構鼎力支持，高規格的出版工作委員會從組織上保證了項目的成功。中國唯一的國家級線裝書出版機構——線裝書局承擔整個項目的運作。
然而，要想把《四庫全書》原汁原味地呈現，其規模之大，環節之多，週期之長，投資之巨，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讓我們用數字來直觀地描述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工程：
從宣紙生產到全書製作完成，全部工序多達380餘道。除少數幾道工序可以藉助現代科技之外，其他所有環節都需要熟練工人全手工完成;全書共需要手工宣紙近4000萬張，若將這些紙張連接起來，可繞地球近三圈;全書歷時5年完成，先後參與此項工程的專家、學者、手工藝人多達500餘人，整個項目耗資數億元。
手工宣紙是中國獨有的，有“紙壽千年”之美譽。作爲傳之久遠的文化瑰寶，原大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採用久負盛名的安徽涇縣手工宣紙印造。手工宣紙的生產過程從原料加工到最後成紙，要經過製漿、撈紙、壓榨、焙紙等一百多道工序。能夠傳承千年的美麗紙張，就是由工人們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一張張手工製作出來。而影印《四庫全書》的4000萬張手工宣紙，需要近百名熟練工人三年的心血。
不得不承認當代印刷製版工藝獨具的魅力。但是，再造《四庫全書》儘管藉助了大量現代科技設備，並針對《四庫全書》的特點開發了新的軟件，但120萬張印版仍然需要60個人兩年半滿負荷工作方可完成。懷着對弘揚傳統文化的夢想，諸多初出校園的年輕人遠離了都市的繁華與精彩，承受着日復一日的枯燥與單調，默默地踐行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使命與責任。
由於手工宣紙紙質過於柔軟，在印刷過程中必須採用老式印刷設備，並配有專門的續紙工一張張手工續紙。全部120萬張印版、數千萬張宣紙，7臺印刷機在續紙工人的陪伴下，24小時不停運轉3年。
包背裝是中國古代圖書的一種裝訂形式，起於元代，到明中期以前多用此法。裝訂時將書頁背對背地正折起來，使有文字的一面向外，版口作爲書口，然後將書頁的兩邊粘在書脊上，再用紙捻穿訂，最後用整張的書衣繞揹包裹。因爲其操作工序極其複雜，所以不久即被另一種裝訂形式——線裝所取代。而《四庫全書》的裝訂恰恰全部爲包背裝。爲了不失《四庫全書》原本風韻，一百餘名掌握了傳統工藝的熟練工人，通過自己的雙手，實現再造《四庫全書》的壯舉。摺頁、配頁、齊欄、打孔、穿紙捻、切書、包背……這些傳統專業術語的後面，是傳承了千百年的古籍裝訂工藝。這種傳統的手工工藝以其獨具的古色古香、精緻典雅的魅力，歷千年而不衰。
文淵閣《四庫全書》作爲乾隆御覽之寶，在原本內斂的文化氣質之外，又自然而然透露出皇家貴族的奢華氣韻。再造《四庫全書》，必須在所有細節上，都能完美再現原本《四庫全書》的絕世風華。全套裝訂工序包含100多個環節，環環相扣，每個環節都必須手工操作，人工監控。如此完全手工的技藝和操作流程，完美地體現出傳統文化的內涵之美。
特別是每一冊的封面，均採用天然蠶絲織成的耿絹，按原書綠、紅、藍、灰四色配染，分別對應經、史、子、集四部，取春之生機、夏之深熾、秋之俊朗、冬之浩藏之意，四時循環，生生不息，高貴與樸素由此奇妙地融爲一體，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與深邃，也盡在其中。
《四庫全書》
國寶再造傳承中華文明百年夢圓造福千秋後代
100年前，法國總理班樂衛震撼於《四庫全書》的宏大浩瀚，那100多個頂天立地的書架，更是令他印象尤深。如今再造國寶，當然同樣不可或缺。全書36000餘冊，按部分裝到6144個書函，置放在128個書櫃內。全套書函直追原物，採用楠木手工製作，書櫃則選用珍貴的楠木精雕而成，這些木器製作同樣需要100多名工匠手工製作3年方能完成。
128個頂天立地的書櫃，彷彿128位高貴的文化使者，靜靜地向世人傳達着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宏偉氣度。歷時5年，斥資數億，幾百名專家、學者、手工藝人默默奉獻，終於匯成20套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全球華人的百年夢想在中華盛世終得實現。乾隆皇帝的盛世鉅製，終於在收藏、傳播、使用等各個層面，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始於乾隆三十七年的《四庫全書》，在今天才算是真正融入民族的脈搏，中華文明將再次讓世界爲之矚目。放眼寰球，又有誰能擁有這不可複製的國之瑰寶?
再造文淵閣《四庫全書》，我們無愧於這個偉大的時代，更無愧於我們民族的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