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將已盡”面對仁宣遺留下來的嚴重糜爛的邊防形勢。英宗、張輔、朱衝火或、王振、王驥等人甄選後起之將，其中于謙、範廣、楊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戰、機敏著名。這些後起之將，除了少數善終者，一部分戰死於土木堡，另一部分爲英宗復辟後所殺，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俘;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隨行出征而沒有實戰經驗的文官武將戰死;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爲首等衆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
土木堡之變前，因靖難集團後裔多不知軍事實踐者全以古法空談推演，且有實踐者如朱勇統軍失律，延誤戰機，視野多集中於國界之內。而明英宗、張輔、朱衝火或、王驥、王振以能把視野投射到異域迷霧的底層邊將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進度放緩，大量統軍失機的將領被重新啓用，從土木堡之後海西女真對明朝表現出明顯的輕視、怠慢的姿態。明朝內部開始以邊釁攻擊對手，導致朝臣不敢言邊事，此種情況亦被瓦剌間諜所利用攻擊發現者和各邊名將。
標誌明英宗親征以失敗終結的土木之變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與宦官專權糾結纏紐，在明清時期相關歷史書寫中，爲了適合宦官專權話語的建構，其諸多關鍵環節的真相被遮蔽、曲解。親征決策環節，明清宦官話語以“勸成”甚至“逼脅”強調了王振的影響。不論是“逼脅”抑或“勸成”，所體現的是文官集團的話語霸權以及專制君主體制下獨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統治合法性的需要。這是宦官話語在歷史編纂學上的一種真相。連帶對麓川之役的評論“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鬥爭的視角考量邊疆問題。對王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緣得失利弊沒有進行很好的總結，導致弘治年間騰衝移衛之爭、萬曆雲南六驛十三堡、明末清初八關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複問題。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
明英宗南歸後，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爲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
此期間的內閣也並未發揮出它的作用。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爲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土木事變發生前後，內閣作爲與皇帝最爲親密的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權，在後期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于軍國大事退避三舍。這段時期，內閣只能尷尬地任由宦官專政，或被皇帝輕視而任用於謙，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滿，上書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決定擺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