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2月，日本趁歐美國家忙於一戰，無暇東顧之際，通過出兵方式，奪取了德國原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緊接着，又祕密向袁世凱提出了簽約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該條約共分爲五號二十一個條款，所以被稱爲“二十一條”。有評論認爲，如果中國全部接受了“二十一條”，就會成爲亞州的第二個印度，即日本的保護國，但要是拒不接受，日本也會以此爲由大舉侵華，而且同樣可以把中國逼到亡國的邊緣。
在袁世凱、段祺瑞等北洋軍人成長的時代，雖然新舊理念已處於交替之中，但社會思潮的主流仍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以段祺瑞爲例，在他所就讀的武備學堂，熟讀經史，以“感發忠義之心”，仍是學堂的根本宗旨，熟讀並背誦一段經史，乃每個學生的必修課。
“中學”和經史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都與“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及發揚民族氣節息息相關。長期處於這種潛移默化的教育之中，使得段祺瑞等人在骨子裏普遍有一種保家衛國的民族情懷。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日軍進攻威海衛，剛剛學成歸國不久的段祺瑞就曾利用自己的專業特長，“督率學生協守炮臺”。
得到“二十一條”的相關消息後，段祺瑞立即以陸軍總長的名義，領銜十九省將軍致電政府，表示堅決反對簽約，爲此不惜與日本決戰。在電文中，他慷慨陳辭：“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然國民將羣體殉國！”
然而袁世凱則有不一樣的考慮。此時距離甲午中日戰爭不過才二十年，在這二十年裏，日本的國力和軍事實力又得到了較大提升，它能夠在日俄戰爭中取勝就是一個明證。
與日本相比，中國的二十年卻過於曲折，不但未能怎麼前進，大多數時候還在後退，尤其是經過八國聯軍侵華，已經是元氣大傷。辛亥革命後，總算有了一點鳳凰涅盤，浴火重生的氣象，可是若論國家實力的對比，恐怕還不及甲午那時候呢。在這種條件下與日本硬碰硬，確實非常困難。
袁世凱是甲午戰爭的親歷者，北洋政府成立後，還特地聘請了日本人阪西利八郎做自己的軍事顧問，當然比別人更清楚中日軍事水平的實際差距。發現“國力未充，難以兵戎相見”，他只能在政治策略上動足腦筋，即一面讓外交部同日本政府進行談判，“盡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權利”，一面暗中向報界泄露條約的部分內容，以期讓英美對日本施壓。
這種雙管齊下的策略被證明並非完全無效。在“二十一條”的第五號條款裏，規定了中國政府必須聘用日本人爲政治、經濟、軍事顧問，以及中日合辦警察、兵工廠等。所有條款裏面，以它對中國的危害最大，袁世凱稱之爲“其制我死命最要之點”，因此以今後再行協商爲由堅決予以拒絕。迫於多方壓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同意刪去此條款。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48小時內對“二十一條”做出答覆，否則“將執認爲必要之手段”。隨後日本擺出大戰的姿態，陸軍紛紛出動至奉天、山東，海軍艦隊駛進福州、廈門、吳淞、大沽口等處。
5月8日，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在總統府討論此事。袁世凱認爲既已取消第五號條款，其他條款不是亡國條件，在萬得不已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接受。大多數與會要員也都主張接受日方要求，惟有段祺瑞獨持異議，他重申要動員軍隊，對日本示以強硬態度。
5月9日，晚上11點，在英美駐華公使都勸告中國“應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的情況下，中國對外宣佈只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部分要求。這就是後來簽署的“中日民四條約”，該條約使得日本在滿蒙、山東的在華利益得到鞏固和擴展，但對比原案，損失已降低到最低程度。
“民四條約”簽訂後，袁世凱發誓要帶領國民奮發圖強，以便有一天能夠與日本“擡頭相見”。在他授意下撰寫的《中日交涉失敗史》一書印了五萬冊，他當時咬牙切齒地說：“這一次我們吃了一個大虧，將來有一天我們翻了身，這部書就可以公開發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