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統年間，蒙古瓦刺部大舉進犯中原。明英宗親自率領五十萬大軍迎敵。蒙漢兩軍於土木堡附近展開一場大戰。結果明軍大敗於土木堡，不但五十萬大軍損失過半，就連一國之君明英宗也被掠去，一時天下震驚。事實上，造成這一事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明軍的指揮竟然是一個根本不懂軍事的太監，此人就是權傾一時的宦官王振。由於王振在這次戰爭中被護衛將軍樊忠亂錘擊斃，英宗復位後，竟又爲王振恢復官爵，並將王振的假身供奉在智化寺，享受祭拜。作爲一名太監，王振何以能權傾朝野，左右朝政?
宦官專權亂政在明朝之前便已屢見不鮮了。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吸取歷朝歷代因宦官而亡國滅家的教訓，對宦官的活動和權限作了很嚴格的限制，絕不允許宦官過問朝政大事。爲警醒宦官起見，朱元璋命人在宮門掛一塊三尺鐵牌，上面刻有“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幾個大字。
後來，這條規矩到明成祖的時候就漸漸被破壞了。明成祖朱棣從他侄兒手裏奪得皇位，從道統上來說，顯然屬於大逆不道之舉。爲防範大臣反對或於背後非議他，成祖開始重用身邊的太監。此後，宦官的權力一步一步得到加強。明成祖的孫子宣宗時期，宦官可以讀書識字，甚至司禮監宦官可以代皇帝批閱奏章。正是通過這種形式，宦官的權力開始日漸膨脹，明代第一個專權亂政的宦官王振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縣人)，曾習儒業，略通經書，也曾參加過數次科舉考試，但都沒有考中，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對他而言似乎不太容易。在做了九年教官後，一次，王振聽說皇宮要招太監，便自閹入得宮裏。當時宮裏習書識字的太監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便都叫他“王先生”。王振性情詭異，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由此深得宣宗皇帝的歡心，封他爲東宮局郎，專門教太子朱祁鎮讀書。年幼的朱祁鎮愛玩，王振便想出各種方法討好太子，儘可能讓他玩得痛快開心。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宣宗一病而終，太子朱祁鎮登基稱帝，這就是明英宗。英宗繼位後，作爲老師，王振身價也因此倍增，並最終當上了手握大權的司禮監。 英宗繼位時剛滿九歲，年幼無知，只得由祖母太皇太后張氏垂簾聽政。張氏把國家一切政務交給內閣大臣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全權處理。三楊德高望重，太皇太后也非一般女流之輩，所以當時王振還不敢放肆，對張太后和三楊也極盡殷勤，畢恭畢敬。一次，英宗朱祁鎮與小宦官在宮廷內玩耍，被王振看見了，他暗自得意，一次表現自己忠心的好機會來了。次日，王振故意當着三楊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說：“先皇帝爲一球子，差點誤了天下，陛下今天覆蹈其好，是想把國家社稷引到哪裏去!”並裝出一副忠心耿耿、憂國憂民的模樣。三楊聽了深受感動，慨嘆地說，宦官當中也有這樣的人啊!對王振的戒備之心也因此日減。爲了表示自己遵守規定，不參政事，王振每次到內閣去傳達皇帝的旨意時，總是站在門外，假裝不敢入內，三楊被其“忠心、守規矩”的假象迷惑。後來，王振再來傳旨時，三楊打破慣例，把王振請到屋內就坐，討論政事時也不加防備。
漸漸長大的明英宗並不曾過問國事，仍一味追求玩樂。王振在幫助明英宗批閱奏章時趁機把朝廷軍政大權抓在手裏。他勸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此後，由於王振對皇帝的影響越來越明顯，朝廷大員對王振十分畏懼，因爲得罪了他，往往不是被撤職就是遭充軍。但由於太皇太后張氏和三楊仍在間接直接地監管着朝政，所以王振此時仍不敢過於囂張。
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張氏病逝。而此時三楊中楊榮在正統五年病死，楊士奇因爲兒子殺人引咎辭職，不久去世，只有楊溥在朝，但他年老多病，已難問國事。失去約束的王振便肆無忌憚地飛揚跋扈起來。他開始實施蓄謀已久的專權干政的計劃。第一步就是把明太祖掛在宮門上那塊禁止宦官干預政事的鐵牌摘下來，然後又在京城內大興土木，爲自己修建府邸園林。王振性情殘暴，但在表面上仍要裝出佞佛的樣子，祭佛敬神時動輒徵軍民萬人，花費數十萬銀子。所以當時京城有歌謠這樣唱道：“竭民之膏，勞民之髓，不得遮風，不得避雨。”
王振大權在握後，便肆無忌憚，爲非作歹。若順從和巴結他，就會立即得到提拔和晉升;誰若違背了他，立即受到處罰和貶黜，甚至喪失身家性命。一些無恥的官僚見到王振權勢日重，紛紛前來巴結賄賂，以求得升官發財。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祐，長得面白鬚淨，卻是個出了名的馬屁精。有一次，王振問他說：“王侍郎你爲什麼沒有鬍子?”王祐笑着回答說：“老爺你沒有鬍子，兒子我怎麼敢有。”一句話說得王振心花怒放，立即提拔他爲工部侍郎。官僚徐希和王文亦因善於諂媚拍馬，也先後被王振提拔爲兵部尚書和都御使。在打擊異己，安插親信的同時，王振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家人，他先後把他的兩個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和指揮僉事，掌管着宮內外的刑偵司獄大權。除中央外，地方各級官員也極盡諂媚之能事，紛紛依附王振，從中央到地方很快形成了一個以王振爲核心的朋黨集團。
由於英宗終日不理朝政，使得王振更加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王振專權後，黨同伐異，獨斷專行，朝政日亂，軍紀渙散，邊事不修，終於招致了蒙古瓦刺部的進犯。
公元1449年，瓦刺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進貢馬匹，要求賞金。王振藉口也先謊報人數，削減了對蒙古的賞金和馬價。此舉激怒了瓦刺首領也先，也先率領瓦刺騎兵進攻中原，首犯大同，邊境告急。由於準備不足，情況不明，本不應倉促應戰，但王振爲在朝廷揚威，竭力慫恿快速出兵，並要求英宗帶兵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認爲，朝廷沒有充分準備，要求皇帝不能親征。但不懂兵法的王振認爲，只要兵多將廣，就一定能打勝仗。英宗平時一貫對王振言聽計從，禁不起王振的蠱惑，於是不顧大臣的勸諫，帶領五十萬大軍從北京匆匆出發。
這次出兵，由於缺乏必要準備，軍隊紀律渙散，士氣不振，再加上王振的胡亂指揮，戰爭一開始，部隊就一潰千里，未戰先敗。王振意識到情況危急，急令退兵回北京。但撤退中，王振又想帶大兵到他老家蔚州去擺擺威風，於是幾十萬大軍往蔚州方向跑了四十里地。後來王振怕兵馬損害家鄉的田地，又下命令往回走。這樣忽而北，忽而南，拖延了撤兵的時間，被瓦刺的追兵趕上。在土木堡，英宗中瓦利軍假議和之計，被瓦刺軍包圍，明軍大亂，損失慘重。禁軍將領樊忠，早就恨透了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奸賊，掄起手裏的大鐵錘氣憤地說;“我爲天下誅此奸賊!”說完，將王振亂錘擊斃。
眼看明軍大敗，脫逃無望，英宗便跳下馬來，盤腿靜坐，束手待擒，成了瓦刺的俘虜。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英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後，羣臣震驚，悲痛不已。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鈺監國，兵部侍郎于謙向朱祁鈺跪求，清除王振黨羽，誅其家族。此時朝野上下一致要求誅殺王振黨羽，朱祁鈺立即下令處死王振的侄子王山並族誅王振餘黨。王振從一個東宮局郎，最後成爲一個權傾朝野、獨斷朝政的權臣，箇中原因，深爲複雜。有人認爲這是王振善於鑽營的結果，也有人認爲這應歸咎於明英宗的昏庸無能，甚至也有人認爲這是封建專制體制必然的結果，種種觀點，不一而等，到現在仍無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