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江戶時代德川前期的文化是什麼?答案就是朱子學，因爲儒家思想古來就是日本封建社會精神支柱之一，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儒學本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儒學的中心思想是人生價值(人貴於物)的觀點。它肯定人們生活和道德的價值，肯定現實生活的精神。從不悲觀厭世，更沒有出世和輪迴等宗教思想。它主張追求知識，吸取文化遺產，習慣於反思和總結經驗。這是儒學的積極部分。但它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上講天人合一，順應自然，宣揚“性命義理”之學。在人際關係上繼承孔孟“道統”，講等級貴賤、家庭本位、中庸之道、格守成規、追求功名等，被宋人稱爲“道學”(亦稱“理學”)。這是儒學的消極部分。
儒學在宋代爲朱熹烹一派集大成，朱子學在堅持唯心主義世界觀，維護封建秩序，並使之合理化，以至阻滯中國社會發展方面有其嚴重缺點，但在探討“理氣關係”、“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問提時，提出了深刻的辯證法觀點;同時在重視氣節操守，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對理論思維與民族意識的發展有過積極的影響。
鎌倉時代朱子學隨禪宗傳到日本。最初在京都公卿和五山禪僧間轉播。南北朝、戰國時代，他們避亂到地方，依託大名武將，利用朱子學作爲封建禮教正統觀念的依據，影響武士和人民。當時日本朱子學尚未獨立，仍包含在佛教中。到江戶時代，幕府爲維護等級制度，使朱子學脫佛爲儒。公元1600年德川家康召播磨國禪僧藤原惺窩(公元1561年—公元1619年)到江戶還俗，創儒學京學派，與其門徒林羅山(公元1583年—公元1697年)以朱子學名儒身分，先後受重用，爲諸侯公卿講四書。
惺窩到江戶，便推重宋學，主張“人倫皆真”，否定佛教出世觀，排佛歸儒。但真正創立日本朱子學的是林羅山。羅山以京都一禪僧祟儒排佛，入惺窩之門後，涉獵諸子百家，其學不但越出朱子學的案臼，且結合當時日本政情，有所創發。他爲克服日本戰國時代“下克上”的封建危機，力尊程朱三綱五常、大義名分思想，但對理學不適於幕藩統治的則加以修正。如忠孝關係上，中國儒學向重孝，羅山則主張“忠孝不得兼，寧舍孝而重忠”。他贊同湯武放伐論，予幕府討伐豐臣遺族以論據。在宗教問題上，他排佛、耶而與神道結合，認爲“(神道)即王道也、儒道也、聖賢之道也”。因此獲得德川家康的特別倍賴，任他爲侍講，顧問幕政，參與法制、外交文書的擬定。寬永7年(公元1630年)三代將軍德川家光賜上野忍岡地基一段，令羅山建立聖堂(孔廟)和學塾，教育幕臣子弟，林家世襲儒官。元祿3年(公元1690年)五代將軍綱吉移築聖堂學塾於湯島昌平扳，命林家三代孫鳳岡爲大學頭，主持這一幕府的最高學府(稱昌平簧)。林家從此世襲主管文教的職位，朱子學成爲官學。
朱子學在日本的傳播
德川時代以前，朱子學已在地方廣泛傳播。戰國大名朝倉氏的根據地越前(今福井縣東部)是當時的儒學中心，儒學、國學家清原宣賢(公元1475年—公元1550年)傾向朱熹多次講學。周防(今山口縣)7國守護大名大內義隆(公元1507年—公元1551年)也振興儒學，招聘博士、禪僧、講釋經書，還派人到朝鮮去求《朱子新注五經》。在西日本方面，以桂庵玄樹(公元1427年—公元1508年)爲首的儒僧開創日本朱子學的薩南派。以土佐(高知縣)南村梅軒爲中心的海南派主張儒禪一致，但傾向道學。關東地方，相傳鎌倉時代武將足利義兼(?一公元1199年)創立的足利學校(在橋木縣足利市昌平町)是當時日本唯一的學校，藏書豐富，迄明治期各地學子還雲集於此，培養出許多儒家學者。
自從文明13年(公元1481年)桂庵玄樹在薩摩翻印《大學章句》以後，各種儒書先後出版。文龜元年(公元1501年)桂庵又出版了《四書五經古注和新注的作者及句讀》，統一了四書集註的和點(用日語讀漢文時插在漢文中的日文和符號)，爲朱子學的廣泛傳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德川時代，藤原惺窩、林羅山以後，朱子學分化爲進步與保守兩派思想，前者以貝原益軒爲代表，具有主氣的唯物傾向，後者以山崎閣齋爲代表，具有主理的唯心傾向。
貝原益軒(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福岡藩醫，由陽明學轉向朱子學，晚年對朱子學發生懷疑動搖，批判朱烹“理先氣後”說，主張氣一元論。他反對朱熹的“居敬”說，重視其“窮理”說。益軒喜好科技醫藥之術，自稱所學爲“民生日用之學”。屬於這一派的有新井白石及懷德堂學派的中井竹山、山片蟠桃等人，幕末佐久間象山等也屬於這一派。
山崎閣齋(公元1618年—公元1682年)，京都寺僧，轉向朱子學，極祟程朱持敬之說，弟子有淺間綱齋，三宅尚齋等6000人。幕末，閣齋融合神道教與朱烹大義名分論，創立一種儒教化的“垂加神道”新教派。認
爲神道教和儒教在“仁政”起源上根本思想一致，企圖折衷兩者，論證武家政治(霸道)和公家政治(王道)相同，所以幕府統治是正當的。在此基礎上，他鼓吹“天人唯一”、“內外之辨”和絕對尊王的皇國思想，使神道教蒙上濃厚的理學氣味和國粹主義色彩。所謂崎門學派至幕末維新後，尚有橫井小棉、元田水字等。他們與國學、水戶學等高唱“萬世一系”的國體論在推動尊王攘夷運動及與軍國主義結合方面起了積極的作用。
德川時代地方上出現了尊奉儒學的“明君”，以及許多教授朱子學的藩校。如寬永初建立的名古屋學問所、寬永18年(公元1641年)建立的岡山藩校、元祿10年(公元1697年)建立的米澤藩興讓館等。水戶藩德川光國(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聘請明末遺臣朱舜水爲賓師，建立了尊王攘夷的水戶學思想體系。此外，還有尾張藩主德川義直、會津藩主保科正元、備前岡山藩主池田光政、土佐藩的家老野中兼山等，他們都依據儒學改革藩政，在倡導程朱理學，鞏固藩政方面發揮了作用。
封建教育的宣揚
銀川時代朱於學影響最深廣的是宣揚理學的封建教育。不用說當時日本普遍的學校——足利學校，連社會上普通的教育場所——廟塾(寺子屋)裏使用的訓蒙讀物也幾乎都充滿這些內容。其中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各種：
1.兒童讀物：宣揚“三綱五常”一類思想，有《大和小學》、《本朝三字經》、《和俗童子訓》及《民家童蒙解》等幾十種。
2.婦女讀物：鼓吹“賢妻良母”、“貞女烈婦”，用“七出”的法紀使婦女遵守“三從四德”的有《女論語》、《女大學》、《女中庸》、《女五常訓》、《女仁義物語》、《本朝烈女傳》等幾十種。《女實語教》中說：“父母有如天地，公婆有如日月，丈夫有如君主，婦人有如從僕;朝夕孝敬父母，恭敬侍奉翁姑：夫婦切勿爭吵，寧屈理而從夫，—若不慎守三從，焉能避免五障，若無報四思心，誰能保八苦身?女爲地獄之使，斷絕成佛種子;面貌雖似菩薩，居心實同夜叉。”
3.武士讀物：有《武士訓》、《武教小學》、《士道要論》等幾十種。詳見下述。
4.農工商讀物：搬弄理學中的“存天理滅人慾”的觀點，有《大和俗訓》、《民家重量記》、《町人囊》(《商人須知》)等幾十種。河村瑞軒的《成家訓》說：“《論語》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要知士民本屬下賤，身在土地，也喜農作，可謂知身分……不可有絲毫作亂之意……念及守護(神)其其之佑護，欲報其恩德，即應尊重朝廷，謹守法律，不因年貢課役，心存芥蒂，不爲害於人。……雖君王不仁，政道苛刻，亦勿怨磋。”西)川求林齋的《百姓囊》說：“農民應以質樸爲本，不犯國主之禁…凡世間樂，全在苦中，愈畏苦，苦愈多?：…不避苦，不求樂，苦自成樂。”。常盤貞尚的《民家重量記》宣揚宿命論說：“大勝小，強勝弱……行道得德，作惡招殃……生死貧富，四季不移，此爲天命。項羽之男，滅於烏江;孔明之謀，志終不遂，此人力不如天命。”
5.宣揚忠孝節義的讀物：忠義方面，有《皇和表忠錄》、《赤穗義隊錄》、《烈士報仇錄》等十幾種。孝義方面，有宣揚孔孟孝道的《大倭二十四孝》、《肥前國孝子傳》、《本朗孝子傳》等十幾種。宣揚貞烈的方面，有《本朝女鑑》3、《大東婦女貞烈記》、《古今烈女》、《本朝烈女傳》等十幾種。
此外，中國倡導封建倫理思想的《朱子家訓》在日本流傳很廣，也爲日本封建教育的確立起了重大的作用。
朱子學在日本的廣泛傳播一面強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導致其守舊鎖國;一面由於尊王思想的樹立，削弱了幕府的武家統制，推動了維新開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