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
軍隊是武家政權的統治基礎，將軍唯有掌握強大的軍事實力才能鎮壓大名的反抗，對全國各階級形成威懾。將軍爲了維持和鞏固其軍事霸主的地位，都要將掌控軍權和擴充軍備視爲首要政務，通過牢牢控制與自己有利益關係的股肱之臣——直屬家臣(禁衛軍)，保持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爲具有絕對統治權的權力性君主。江戶幕府的締造者德川家康也是依靠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君臨天下的。
將軍是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統帥，幕府是指揮德全國軍事力量的最高司令部。有日本學者就認爲德川家康之所以最後能夠取得天下，其三河時代的譜代家成團功不可沒。德川家康通過譜代家成團的強固組織，擁有一大批甘願爲之浴血奮戰的家臣。在戰國時代，德川旗下的武士只知有德川而不知其他，爲家爲主，眼看必敗必死也要勇往直前。所以又有“三河武士甲天下”的說法。
文化
思想
朱子學
宋學在16世紀開始形成學派並逐漸影響到幕府政治。朱熹的理論側重於倫理道德的“大義名分”思想，極符合剛剛建立起統治的江戶幕府的政治需要。因此朱子學逐漸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
日本朱子學的代表人物當推藤原惺窩與林羅山。藤原惺窩由禪僧轉向儒學，爲朱子學在日本思想領域的地位作了開創性的努力。而真正使朱子學成爲統治思想的是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林羅山也脫胎於禪僧，同樣由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學。在他的努力下，幕府將朱子學定爲官方意識形態，並將其推廣到民間。幕府資助林羅山在各地開設專門講授朱子學的學堂，各地也出現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學的藩校。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期，幕府建立了直屬幕府的昌平黌，大學頭的職位由林家世襲。朱子學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分裂成兩派。一派是山崎闇齋爲代表的海南派，帶有濃重的國粹主義傾向;另一派是以貝原益軒爲代表的關西派，強調朱子的“窮理”理論，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
陽明學
陽明學傳入日本最早可追溯到室町時代的了庵桂悟。史料表明他與王陽明曾有過接觸。但他的思想上並未體現陽明學的系統理論。陽明學真正在日本興起，始於中江藤樹。中江隨着學問的深入，他逐漸感覺到朱子學過分拘泥於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實的感覺。在接觸陽明學後，深感“格物致知”理論的深刻，遂傾倒於陽明學。
中江藤樹之後，其弟子熊澤蕃三進一步發展了陽明學。熊澤蕃三通過與藩主、大名的接觸，將陽明學傳播到上層社會。熊澤蕃三之後，日本陽明學一度沉寂。直到江戶後期，陽明學又出現復甦，它的鼓勵實踐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會的革命家。如大鹽中齋(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陽明學還影響了一批後來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如高杉晉作、西鄉隆盛等。
古學派
古學派的創始人是山鹿素行。他提出朱子學與陽明學都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要恢復真正的儒學，必先追蹤孔孟經典，鑽研先秦儒學。山鹿素行於寬文五年(1665年)撰寫了《聖教要錄》，批判朱子學和陽明學對儒學的曲解，遭到幕府的流放。另一名古學派的代表人物是伊藤仁齋，他也站在反對朱子學的立場上，高喊復古口號，編撰《論語古義》7卷，主張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來樹立道德。伊藤創建的這一學派被稱爲“古義學派”。荻生徂徠也是古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學方面提倡“古文辭”，主張在本國文的基礎上，吸收和摹擬先秦隋唐詩文，反對宋代文風。同時，他將這一文學原則貫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論與道德觀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對朱子學。
國學派
18世紀以後，在儒家學問的重重包圍中，出現了一支主張迴歸日本古典，從本國文化中尋覓“大和精神”的“國學”潮流。它經過契衝、荷田春滿、賀茂真淵的努力，到本居宣長集大成，確立了國學派的地位。契衝通過對《萬葉集》與古代假名的深入探討，總結出了國學的研究方法。主張應着眼於古典中的自然情感。國學在本居宣長時期集大成。統治論方面，強調日本乃天照大神之子孫，只要遵守神道，日本可保持天下太平，皇統無窮。關於政治改革，他主張恢復“古道”，以古人之治挽救今日之危機。本居宣長之後的平田篤胤更是大力提倡復古神道和純粹國學，在幕末動盪的社會背景下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國學者提出的理論大多有着尊皇、復古的國粹主義傾向，這也爲幕末培養了一批尊王攘夷運動的活動家。
町人思想
町人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是以工商業者的經濟成長爲背景的。在四個等級身份中，“商”的地位是最低的。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在經濟上的實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的首要任務是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身份等級制度。他們首先從全人類的角度，提出人皆爲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爲貴，商人亦不賤”。其次，對於商人的社會作用的肯定是町人思想的又一特徵。心學的創始人石田梅巖就認爲商人的行業有助於天下，它不爲私利私慾，具有公益的性質，因而不應對商人的行業產生偏見，商人的利益也是正當的。商人出身的町人文學家井原西鶴在他的作品中就多處表示對武士階層的輕視與諷刺。
文學
詩歌
俳諧來源於前代連歌之發句，在江戶時代經鬆永貞德的努力使之脫離連歌，成爲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俳諧的風格幽默滑稽，帶有諷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後來西山宗因將俳諧從和歌、連歌等古典傳統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取材、語言都追求自由的風格，表現城市新興階層町人的真實生活情感。元祿時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諧進行改造，使之成爲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並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諧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昇華，成爲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
芭蕉的俳句，經過正岡子規的努力推廣，形式被加以固定，成爲世界上最短小的詩歌形式，在今天，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它成爲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
小說
江戶時期在前代“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的基礎上出現了描寫當世人俗風情的新形式小說 “浮世草子”。“浮世”，指現實社會。浮世草子主要以町人生活與情感爲描寫對象。17世紀中後期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戶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傑出代表。
井原西鶴一直以町人的身份與立場關注着人世間的冷暖飢渴，創造出其著名的“好色”文學。《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是其中的代表。他利用俳諧的手法，通過對町人社會男女戀愛故事的描寫，肯定人的慾望與愛情，同時刻畫出等級社會中商人的心理與生活遭遇，被譽爲日本社會現實主義的頂峯作家。井原西鶴的代表作品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在井原西鶴之後，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於文壇。著名的作家與作品還有西澤一風的《風流御前義經記》、江島奇磧的《傾世色三味線》、《傾城禁短氣》;上田秋成的《諸道聽耳世間猿》等等。他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井原西鶴世情小說的影響。
草雙子是以圖爲主的小說體裁，類似於中國的連環畫。它用連續性的繪畫來描述一定的故事情節，配以假名解說。江戶時代，這種通俗易懂的小說形式得到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平民百姓的歡迎。
藝術
戲劇
淨瑠璃，人形即木偶，是一種木偶說唱藝術。江戶時代元祿年間，一邊演奏淨瑠璃一邊操縱木偶的表演被廣大民衆所接受。民間藝人竹本義太夫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人形淨瑠璃曲調，人稱“義太夫小調”。加上當時著名的戲曲作家近鬆門左衛門爲竹本義太夫的劇團寫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近鬆創作出深受町人大衆歡迎的庶民悲劇，同時也形成了其獨自的悲劇創作方法。不僅如此，近鬆還通過自己創作實踐，提出了劇本創作理論，尤其在藝術論上主張"虛實難辨論"，爲日本近世戲劇和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作品如描寫男女含冤殉情的《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網島》等，這些都大大引起庶民的興趣。
進入18世紀，歌舞伎的興盛給人形淨瑠璃帶來了挑戰，腳本的缺乏與對歌舞伎的盲目模仿使人形淨瑠璃走向衰敗。歌舞伎一經推出，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經過幕府壓制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於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練、正規，並出現了例如市川團十郎、阪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淨瑠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
美術
在江戶時代，美術創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後期，隨着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於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浮世繪”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街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18世紀，鈴木春信發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爲風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嶽三十六景》、安藤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傑作。
其他
香道這門藝術在江戶時代被正式確立，香道使用的組香大多是江戶時代所制的。美麗的小道具以及精巧的盤物使的香道更爲女性所喜好。
教育
江戶時代的人們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態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當時的男性大部分皆識字，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爲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兩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著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平是頗高的。
江戶時代的學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種：
幕府直轄學校：如昌平學門所，以武士爲對象，帶有強制性;
藩學：同樣以武士爲對象，規模參照幕府學校，以教授儒學、漢詩、漢文、兵學及經濟爲主，直至幕末時候約有二百餘所;著名者有會津藩日新館、米澤藩興讓館、熊本藩時習館及水戶藩弘道館;
鄉學：幕府及藩主在鄉村興辦，以教育士庶子弟爲主;
私塾：約一千五百間，由著名學者建立，入學者多是慕名而來;
寺子屋：提供類似現代的小學教育，學童年齡大都是六至十多歲，以訓練讀、寫及算盤爲主。
西學
蘭學
德川吉宗解除除基督教書之外的洋書及漢譯洋書的輸入禁令後，許多與西方自然科學有關的洋書和漢譯書籍蜂擁而至，隨之學術研究羣體也不斷壯大，從而大大豐富了當時的儒教實學和作爲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的實學的內涵，爲近世實學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西籍
江戶時代作爲禁教政策的一環而採取的禁書制度極其嚴格。用中文書寫印刷的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書籍禁止傳入，禁止私藏，更不允許貿易。元祿五年(1692年)幕府在長崎奉行之下設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含有基督教的內容，沒有的方可輸入。在整個江戶時代，禁書的書名並沒有公開，瞭解此事的僅限於負責檢查書籍的官吏及其他一小部分人。關於禁書的種類，以《御禁書目錄》(現藏於長崎縣立圖書館)記載最值得信賴，寬永禁書有32種(一說31種)，貞享二年(1685年)繼《寰有詮》被視爲禁書後，又把《帝京景物略》、《西湖志》等15種列爲禁書，其後種類又有所增加。禁書制度的實施，對當時的中日貿易產生了很大影響，但大量被視爲不含“邪教”的書籍(其中不乏漢譯洋書)仍暢通無阻，輸入日本。
解禁後先後傳入的書籍有《歷算全書》、《新寫譯本歷算全書》、《西洋新法曆書》、《靈臺儀象志》、《圜容較義》、《同文算指》、《職方外記》、《交友論》、《三才發祕》、《堅誇瓜集》、《西湖志》、《天學初函》器物篇的《幾何原本》、《勾股義》等。由於希望文庫中增加一些載有實利性的荷蘭書籍，德川吉宗於享保二年(1717年)收入的《動物圖說》(荷語版)等。由於知道了西方醫藥書籍的附圖非常精密，名儒醫青木昆陽、侍臣野呂元丈奉將軍之命學習蘭學。至德川吉宗時期徹底地結束了對“形而上”學問的窮追，改爲提倡以形和物爲基礎的客觀的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把注意力轉向經世濟民上來。實學成爲幕府和諸藩殖產興業、加強封建制度的有力手段。以技術學和經驗科學爲特色的實學都孕育着實用的、實證的、合理的、批判的性質，因此“蘭學”受到人們的重視。通過蘭學，日本人的視野也漸趨朝向西方，大規模地吸收先進的西方文化，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
科技
數學
天元術是宋元時期最大的數學成就之一，後來不幸失傳。江戶幕府初年，關孝和(1642?-1708年)精心研究了先前傳入的天元術知識，並加以補充發展，獨立發現了行列式、數字係數方程解法、不定方程解法等。他被人稱道的點竄術，實即筆算形式的直行天元術。關孝和由此成爲日本古典數學(和算)最主要奠基人。江戶中後期，日本天算之學的水平遠越前代。
圓周率方面，到享保七年(1722年)數學家建部賢弘已推算出真值四十二位數字來(《不休綴術》)，到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末數學家鬆永良弼更推算出真值五十二位的數字(《方圓雜算》)，成爲日本古代最精密的圓周率數值(現在法國人已推算到小數點後第一百萬位)。
曆法
明清時期中國天文歷算科學在日本的廣泛傳播和巨大影響。延寶三年(1675年)夏日食。與宣明歷甚不合，而檢之授時歷則可以驗證。於是，天算名流保井春海發憤進行實測。次年，他的同道安藤有益著成《東鑑歷算改補》。1677年發生月食，與政府根據宣明歷所頒行的當年曆書之記相差竟有一日;又有日食，而頒歷不記之。這些情況引起了日本更多的天算學家的嚴重注意。延寶八年(1680年)，春海著《日本長曆》，關孝和著《授時發明》。次年，春海再次上表請求改歷，指出：“歷數一差，寒暑過候，耕種失時，農桑無利者，是以唐堯正曆象，周公測日景(影)，前聖之所重焉”。於是朝廷乃召春海入京，大議改歷之事，保守派抵敵不過，到貞享元年(1684年)三月終於改行大統歷。這樣就結束了使用宣明歷823年的漫長厲史。次年又頒行春海的貞享歷(實際上是大統歷的翻版)，至少從名義上結束了日本人直接搬用中國曆書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