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
蝦夷地(哀伊努人居住地區。16世紀以後，泛指現在的北海道及其以北地區 )在寬政十一年(1799年)幕府宣佈東蝦夷地“上知”(江戶時代，幕府把藩及其他領地收歸爲幕府直轄領地的做法 )之前，因爲18世紀初以來早期資本的進入及18世紀後期蝦夷地已經成爲長崎對外貿易中出口海產品的重要產地 ，蝦夷地實質上已經被納入了幕府的對外貿易體系 ，並且與幕藩制國家日本之間形成了密切的關係，但是至少在形式上和人們的意識中 ，蝦夷地還是處於由寬永鎖國令確立的對外體制規定下的一塊異地，幕府只是通過“委任”大名政權鬆前藩的管理—— 幕府對幕藩體制外地域的一種統治形式—— 來實現它對蝦夷地的權力滲透和延伸的。
天明五、六年(1785、1786年)幕府派遣官員前往蝦夷地探查 ，天明六年(1786年)，幕府據此探查結果制定了大規模開發蝦夷地計劃。天明七年(1787年)繼任老中的鬆平定信任職伊始，就十分關注蝦夷地問題。他在蝦夷地問題上持有與田人口沼執政時期不同的主張 ，即保持鬆前藩的委任制和提出蝦夷地非開拓論。是要把蝦夷地當做防備俄國南下的一種天然屏障。
人口
從17到18世紀中葉，亞洲最重要的地區和經濟體，人口增長速度非常快。如果將中國和日本作爲一個整個進行考察，那麼慶長五年(1600年)到元祿十三年(1700年)這個區域的人口增長了45%，慶長五年(1600年)到寬延三年(1750年)則增長了90%。根據日本學者的統計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時日本全國人口達到3128萬，西方學者的測算數值則爲2600萬。
外交
中國
寬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國清朝正忙於統一戰爭，無暇顧及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江戶幕府也囿於華夷成見，傾向於明朝殘餘勢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國。這一時期日中關係仍以民間爲主，而且僅限於經濟貿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經完成對臺灣的收復，極爲關注對日關係。康熙派官員赴日查探，試圖打破對日僵局，進而建立外交關係。此時的江戶幕府雖沒有與清朝建交的意願，但對清朝的態度已由原來的敵視、排斥轉變爲默認，並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對清朝的尊重。雙方關係轉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關係，雙方往來仍舊以民間經濟往來爲主。
江戶幕府在初期的對華貿易中，制訂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辦法，並隨着兩國貿易走向的變動做出調整。在這一時期內，由於受到中日貿易形勢變動頻繁，江戶幕府管理貿一易經驗不足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本的對華貿易政策更迭頻繁。在短短的年裏，幕府四次調整對華貿易政策，前後使用了包括絲割符制度、相對商賣法、市法、貞享令、長崎貿易改正令在內的五種貿易制度，平均每十幾二十幾年便有新政策出臺，其政策更迭頻率之高可見一斑。在此法規的刺激和鼓勵下中日貿易走向繁榮，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日本白銀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貿易的規模越大，日本白銀的流失越嚴重。
朝鮮
17世紀初期，德川家康建立新政權後，在對外關係中積極與朝鮮講和。慶長十二年(1607年)終於迎來江戶時代第一次朝鮮通信使，標誌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從慶長十二年(1607年)至文化八年(1811年)兩百年間，朝鮮通信使共訪日十二次，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在17、18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史中實屬罕見。江戶時代的文人通過與朝鮮通信使詩歌唱和、筆談、書信等形式，朝鮮間接地源源不斷地向日本傳播着中華文化。在閉關鎖國的日本江戶時期，中日文化直接對話交流的機會不多，朝鮮通信使作爲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視。
在德川“鎖國”時代，對馬藩與朝鮮的貿易以三種運營方式進行，即封進(向朝鮮國王進獻)、公貿易(政府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商人之間的貿易)，私人貿易在17世紀後期興盛起來。日朝貿易以“藥材、絲、綢衣料”爲主，同時也包括銀、銅等金屬。但是，生絲貿易也將中國納入其中，日本、朝鮮、中國之間貿易的往返路線於是由“絲綢之路”和“銀之路”構成。
琉球
慶長十四年(1609年)薩琉之役對於琉球和日本的關係、中琉關係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寬永十一年(1634年)，被薩摩藩入侵的琉球在島津氏的主導下開始向江戶幕府派遣使節。這種從寬永十一年(1634年)至嘉永三年(1850年)持續兩百多年的朝貢行爲也簡稱爲“上江戶”。
西歐
天文十一年(1542年)至天文十二年(1543年)，葡萄牙人漂流至種子島(位於日本九州南側)，拉開了日歐接觸的序幕。自寬永十八年(1641年)至嘉永六年(1853年)，荷蘭成爲日本唯一直接接觸的歐洲國家。繼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紀中後期荷蘭在利益的驅動下，開始了向海外擴張，尋求經濟利益的活動。荷蘭慈善號，由英國人領航，最終於慶長五年(1600年)4月19日抵達日本的豐後(日本九州的東海岸)。這是日本與荷蘭的首次接觸。慶長七年(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通過特許狀和公共集資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可以荷蘭議會的名義建造防禦工事、任命長官、爲士兵安排住處以及同在亞洲的列強簽署協議。
嘉永十八年(1641年)，長崎荷蘭商館建立並開始成爲鎖國時期日歐交流的唯一組織機構，隨着日蘭貿易的交往，歐洲的文化、技術、學問被源源不斷地傳播到日本，在日本經過漫長時間的傳播與融合後形成蘭學。在長達218年的鎖國時期，長崎荷蘭商館成爲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窗口，並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俄羅斯自17世紀末擴張至遠東太平洋西岸的勘察加半島之後，就在一直在尋找一條可以和日本進行貿易的海上航線。而在不斷南下的過程中，對北方諸島進行貿易以及殖民統治，並在其上建立據點就成爲俄羅斯打開對日航路的基礎。並且自元文四年(1739年)以來，俄船在日本水域出沒也就使得日本對俄羅斯有所警惕。江戶中後期，由於幕府對蘭學的弛禁以及財政危機，開發北方經營北方，就成爲了18世紀後半期日本國內自幕府高層至中下級武士中的一種共識。並且自明和八年(1771年)，俄羅斯向日本長崎荷蘭商館遞交警告性書信，以及之後拉克斯曼和列扎諾夫兩次俄使前來，都給日本國內以很大的壓力。而以列扎諾夫使團出使任務的失敗，俄羅斯艦隊劫掠北方諸島日本據點爲標誌，“北寇八年”事件正式拉開帷幕。日本與俄方於文化十年(1813年)達成了初步的北方領土劃界協議。而日俄雙方再次將北方諸島領土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則是40年後的普提雅廷來航。嘉永六年(1853年)俄羅斯海軍中將普提雅廷率艦隊至長崎叩關，並且沙皇尼古拉一世同時也向庫頁島日方控制之地派出考察隊並佔領了日方據點。之後雙方通過談判簽訂了《下田條約》並劃定了雙方的北方邊界。
社會
武士
武士約佔全國總人口的6.6%，屬於統治階層。根據其門第高低與政治權力的大小，武士羣體又劃分出二十多個等級，他們擁有很多特權，可以擔任官職、受領俸祿，絕對服從權威。包括：
將軍：是全國最高統治者，下設老中，決定政策，統轄政務，負責控制朝廷、大名與外交。
三百位左右的大名及旗下家臣：大名是各藩的統治者，下設家老、年寄等，直接統治人民，擁有領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貢徵收權等。
公家貴族、神職和僧侶的地位亦等同於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
農民
人數共有二千五百多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江戶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爲保證大米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上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爲防止農民從土地上流失，嚴禁土地的永世買賣。同時爲了防止農村生產、生活的商業化，慶安三年(1650年)，幕府向全國農民發佈《慶安告諭》，禁種經濟作物，提倡節約。並通過改革幣制、強制捐獻、壟斷專賣等形式壓抑商品經濟的發展。
工商業者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爲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工匠及商人人數共有一百八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穢多/非人
地位等同奴隸的階級，爲數三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位列於士農工商四民之下。
